筆記

馬拉比談風投史:把叛逆者、人才與接班人接成一個系統

講者
Sebastian Mall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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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頂尖大學、工程師和大型科技公司的地方,不一定會長成另一個矽谷?英國商業作家 Sebastian Mallaby(塞巴斯蒂安・馬拉比)的答案不是「那裡的人比較聰明」,而是有人把資金、承擔失敗的方式、人才流動與組織接班接在了一起。風險投資不只是挑公司,也在改變誰敢離開原有工作、誰願意加入一家可能倒閉的新公司,以及成功之後,這套能力能不能傳給下一代。

張小珺就《The Power Law》(節目稱《風險投資史》)訪問作者馬拉比。訪談是中文提問、英文回答。基金的領導人、公司形勢與未來預測,都停在2022年底訪談當時。

少數巨大成功,改變了應該怎麼承擔失敗

書名中的 power law(冪次法則),馬拉比指的是成果極度不平均:多數新創可能失敗,少數成功案卻可能帶來十倍、二十倍的投資回報。他拿它對照「結果在平均值附近波動」的投資想像,用來說明風投不能只用「大多數案子看起來穩不穩」來思考。

只要少數成功足以補回眾多損失,一個起初很奇怪、沒有客戶、甚至還不確定產品能不能做出來的想法,就可能值得小額嘗試。失敗仍然重要,也不是每個古怪點子都該投;但若只接受一開始就容易被所有人認同的方案,可能正好錯過那少數不尋常的成果。

他用1957年八名工程師離開 William Shockley、成立 Fairchild Semiconductor(仙童半導體)的故事作為起點。當年工程師長期留在同一家公司才是常態,離職創業的人甚至被稱為叛徒。Arthur Rock(阿瑟・洛克)願意替這些人找到資本,讓反抗老闆不再只有失業這一種結果。

因此馬拉比把風險資本另稱為「解放資本」:解放的不是抽象的創意,而是讓帶著另一套做法的工程師,有機會離開原機構,把想法做成自己的公司。資金支持反覆出現,離職與創業才逐漸從背叛變成正常選擇;在他的解釋裡,商業文化是這樣被改寫的。

局外人的經驗,不等於必須出身貧困

張小珺注意到書中不少重要投資人都有不順遂的童年或家庭背景,便問,這是否意味著風投更適合平民出身的人。馬拉比沒有直接接受這個推論。

他的說法較窄:如果一個人從小不屬於主流,進入既有名門公司、順著制度一路往上,可能不是最自然的選擇。創業或自己成立基金,反而提供另一條路。這種與現狀不完全認同的經驗,也可能讓他比較願意相信,一個看似離經叛道的新公司有機會成功。

但「不同」不能直接換成「貧窮」。孫正義有身為在日韓裔、承受歧視的經驗,後來也到加州讀高中、進柏克萊;不能忽略他取得的機會。洛克童年的疾病與被排斥,則被馬拉比用來理解他的獨立性格。

洛克擅長找到大機會,卻不一定想建立長存的組織

在馬拉比的敘事中,洛克之所以關鍵,不只有仙童一案,還包括後來支持 Intel、Apple 等公司,以及把資金預先集中成基金的做法。

如果每看到一家好公司,投資人都得重新找人出錢,交易速度會受限。先募好一筆錢,遇到創業者時才有能力迅速承諾。張小珺又問到有限合夥基金與約七年的存續安排。馬拉比認為,期限一方面給企業成長時間,另一方面也迫使投資人行動,不能把每個決定都拖上十五年。

然而,能做出好投資,不代表想經營一個傳承五、六十年的機構。馬拉比訪問洛克及其合作過的人後,感到他更喜歡獨立行動、自己作主,不熱衷於建立大型團隊;一些合作關係也不愉快。

他又用今日資本徐新作對照:有能力、希望獨立當老闆,可以是一條很成功的路;不必把沒有加入另一個合夥組織視為缺點。只是「把自己做成功」與「建立不依賴自己仍能延續的組織」,是兩個不同的目標。

分階段給錢,再把時間與判斷放進公司

Don Valentine(唐・瓦倫丁)建立紅杉,Tom Perkins(湯姆・帕金斯)建立凱鵬華盈。馬拉比認為,他們與洛克的重要差別,是更明確地打造了持續存在的機構,也發展出分階段投資與深入參與被投企業的方式。

分階段投資不是一次給足創業者想要的全部資金,而是先給一筆,讓公司用六到九個月證明某項進展;達到里程碑,再投入下一筆。資金與逐步產生的證據連在一起,投資人不必在最早、資訊最少的時候,把全部承諾一次做完。

另一面則不是只匯款、等結果。投資人進董事會,協助行銷、工程與公司發展。洛克也參與董事會,但馬拉比認為帕金斯介入得更深;帕金斯自己是工程師,也辦過雷射公司,因此能參與 Genentech 等早期公司的形成,把自己的經驗放進企業。

紅杉的差別:把自己的公司,也當成需要經營的公司

為什麼同樣做出過重要投資,機構後來的命運卻不同?馬拉比對紅杉與凱鵬華盈的比較,落在一件不華麗的事:領導人把多少精力花在管理自家公司。

他肯定 John Doerr(約翰・杜爾)的聰明、工程背景、魅力與說服力,但認為這些優勢沒有自動變成合夥組織的管理能力。相較之下,紅杉的 Michael Moritz(邁克爾・莫里茨)與 Doug Leone(道格・萊昂內),很在意怎麼招聘年輕投資人、怎麼培養、如何建立文化,以及週一投資會議上,眾人到底怎樣形成判斷。

這包括很具體的問題:誰先說話?資深者的意見會不會讓其他人跟隨?行為科學與決策方法能不能幫助大家少犯錯?所以在這段比較裡,機構能力不是「每個人都很厲害」的加總,也包括大家碰面時,能不能把各自的判斷真正拿出來。

另一件事是不停改變組織。馬拉比描述,約1995年的紅杉還相對小,主要在矽谷投早期A輪;此後不只擴展到中國等地,也建立能對成熟公司投入較大金額的業務,還探索對沖基金等其他投資安排。

他最欣賞莫里茨的,也不是某一筆 Yahoo 或 Google 投資。按他的轉述,莫里茨最自豪的投資是紅杉本身:把資源押在建立新的業務與地域能力,讓一家早期基金變成另一種規模的機構。組織創新因而也是投資,不只是做完投資後的行政工作。

培養下一代:讓年輕人拿到成功,也有人承接失敗

馬拉比講了一個關於 Roelof Botha(魯洛夫・博塔)的故事。博塔年輕加入紅杉時,一名資深投資人提議:第一個案子兩人一起做,也一起出席董事會,但初期由資深者擔任正式董事。

如果公司失敗,紀錄先落在資深者身上;對已建立名聲的人,這個負擔比較承受得起。如果公司進展順利,就及早交換角色,讓年輕人成為董事,成功也能真正記在他名下。這不是單純「多給年輕人鼓勵」,而是把職涯風險與功勞的安排一起改掉。

瓦倫丁的做法也延伸到權威本身。他沒有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紅杉,而是選加州的樹名。馬拉比把這理解為,創辦人刻意讓機構不只代表個人。他在會議初期不先發表意見,讓別人帶領討論,避免自己的地位提前替整桌人設定答案。

更難的是及早退下。馬拉比說,瓦倫丁不是被趕走,而是在仍可繼續掌權時,把領導交給更年輕的莫里茨與萊昂內,讓他們有空間真正帶領。接班若只有頭銜變更,創辦人仍控制所有判斷,就不是這個故事強調的交棒。

風投是一項團隊運動,還表現在同一筆投資由不同人完成。馬拉比以 Accel 投資 Facebook 為例:先由接觸史丹佛學生圈的年輕人發現產品,再有人做接觸與評估,資深創辦人一起看案,最後還需要另一位投資人促成投資。沒有哪一個環節能單獨代表整筆成果。他又說紅杉在成功退出後,會寫下哪些人曾對這筆投資有貢獻,刻意把記憶留給團隊,而不是只留下最顯眼的一個名字。

接班不是找自己的複製品,也沒有統一退休年齡

瓦倫丁與莫里茨的背景、氣質都很不同。前者有強烈的競爭性與直接甚至挑釁的待人方式;馬拉比回憶,自己為了採訪,曾遭他反覆拒絕、測試耐性,真正見面後卻又得到長時間而親切的談話。

莫里茨則從英國到美國,做過記者、寫書,也試過創業,並非典型的矽谷工程師或銷售出身。萊昂內的工程與移民家庭經驗,又是另一種路徑。後來接棒的博塔也有自己的背景。馬拉比看重的是,瓦倫丁願意選擇有競爭心、但不是自己翻版的人;不同的人可以互補,而不是以相似外表與履歷當成接班標準。

他用莫里茨的寫作經驗說明另一點:研究過大公司的官僚問題、新公司的成長與風投運作,也可能累積對企業的理解。從研究者變成投資人,對莫里茨而言,是不只描述世界,也想透過決策參與其中。投資判斷可以從不只一種職涯長出來。

雙領導也不是可直接複製的公式。馬拉比說,莫里茨與萊昂內是否完全平等,本來就有微妙之處;他印象中的分工,是莫里茨較偏向新方向與整體構想,萊昂內對招人、在新地方把事情做成很重要。紅杉中國後來由沈南鵬(Neil Shen)主導,則顯示不同地域不必完全照搬美國的兩人模式。

退休也沒有標準歲數:有人四十歲退居後方,有人接近七十仍繼續。馬拉比在意的是還有沒有精力、熱情與尋找新想法的動力。他認為,一家已經建立聲譽的基金,可能不是因為某次新業務嘗試失敗就垮掉,而是選錯領導者,讓同事疏離、其他人才離開,最後傷到整個機構。他把凱鵬華盈部分合夥人離開後、杜爾獨自領導的困難,放在這個脈絡裡。

孫正義的大支票,與其他基金不同的下注方式

孫正義與 Yuri Milner(尤里・米爾納)改變規則的方式,是對已經開始成長、甚至接近上市的公司投入巨額資金:不必立刻去股票市場,也能在私人市場繼續長大。馬拉比把這稱為成長期投資。

這類押注在科技產業整體上行時可以賺很多,但當整個板塊下跌,大支票也會放大損失。風險不只是某一家新公司能否做成,而是投資組合對科技行情本身的依賴。他用2000年網路泡沫,以及疫情初期科技股上行、之後轉向的經歷,描述孫正義的劇烈起伏,提到的損失約達97%。

他一方面稱孫正義激進:可能短暫會面就決定投入,投資後還鼓勵創業者更快、更大膽。另一方面,他沒有把這種風格說成永遠有效。2022年談到孫正義宣稱退居幕後時,他仍保留是否真的放手的疑問。對阿里巴巴的早期投資,他視為單案巨額回報的代表,但自己說不清確切數字,對早期股權的轉手也只簡略帶過。

與此不同的模式,在訪談中各有位置:

  • Y Combinator(YC): 馬拉比描述它從2005年開始,把只有想法與夥伴的年輕人,帶進約八到十週的密集環境。共同用餐、聽建議、接觸 Paul Graham(保羅・格雷厄姆),最後展示進展,目的是讓局外人從腦中點子走到能向投資人說明的公司;Stripe、Airbnb 是他列舉的成果。
  • Accel 與 Benchmark: 前者從較早的軟體、通訊專長發展,後者強調早期、少數特別看好的創業者,以及合夥人花時間參與董事會、幫助建立公司。重點不是資金越多越好,而是及早投入判斷與關係。
  • Founders Fund: 他描述 Peter Thiel(彼得・蒂爾)把創辦人與非共識判斷放得很前面,與投資人一不滿就撤換創辦人的威脅拉開距離。

不同模式都能在這個行業出現,也說明風投不只有一種標準化的機構設計。

投對人不只是分析能力,也包括陪人度過最糟的週末

談創業者,馬拉比強調做新東西:需要一個與既有公司不同的新想法,也要能在外界覺得它不可能時繼續相信、反覆工作,同時接受最後仍可能失敗。

投資人則需要情緒與關係能力。他舉的場景很具體:週五晚上,創業者打來電話,兩個人離職了、產品不順、他已經想放棄。投資人願不願意過去,陪他度過週末,讓他星期一還能重新站起來?在這個描述裡,陪伴與鼓勵是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分析做完之後額外的好人好事。

這也是他區分風投與對沖基金的方式。對沖基金管理者可以偏向獨立分析、對著多個交易螢幕工作;風投必須與創業者建立連結。他用 Louis Bacon 買私人島嶼的玩笑,描繪前者的孤立氣質。

年齡同樣不是單一門檻。年輕投資人可能容易與年輕創業者建立關係,但較年長者如果有經驗與情緒上的理解力,也能很有幫助。他以 Bill Gurley(比爾・格利)與 Uber 的 Travis Kalanick(崔維斯・卡蘭尼克)年齡不同卻能合作作例子:重要的是經驗能否透過關係發揮作用,不只是同齡。

人際網絡把一次性冒險,改成可以繼續玩的遊戲

一家新創缺的不只是錢,也缺敢加入的工程師、業務與經理人。好人才知道它可能倒閉;現有工作越穩定,離開的代價越具體。馬拉比認為,知名投資人的網絡能改變這個風險:即使這家公司失敗,仍有機會被介紹到其他被投企業。

他以 Google 早期招募 Eric Schmidt(艾瑞克・施密特)為例。按他的轉述,施密特原本不願離開已經擔任主管的軟體公司,去加入兩名年輕、可能隨時不喜歡自己的創辦人。杜爾並不否認這個風險,而是承諾,若真的不合,還會協助他找到下一個軟體公司的領導職位。

這個故事的意思不是投資人能保證每一次轉職,而是把「只賭這一份工作」變成「這個網絡裡還有下一次機會」。馬拉比因此把風投形容為製造勇氣的機器:資金、建議、人才介紹與退路,共同讓人比較敢承擔新公司的不確定性。

他再借用社會學家 Mark Granovetter(馬克・格蘭諾維特)的「弱連結」觀點,理解矽谷與波士頓科技區的差異。若只有十二名非常親近、又都在同家公司工作的朋友,信任深,但接觸到的資訊與機會可能重疊;若有一百名認識不深、卻知道彼此做什麼、可以傳訊息的人,尋找客戶、人才與新想法時可能有更多選擇。十二與一百只是他解釋用的例子。

在他的對照裡,波士頓大型企業讓人長期留在公司內,矽谷則因新公司成立、失敗與轉職,留下跨公司的舊同事與聯絡管道。人、資金、想法流動得快,像蜜蜂在花園裡傳遞花粉。

因此,他不接受只用史丹佛或國防訂單解釋矽谷成功:他指出波士頓也有 MIT 與大量國防相關企業,資源本身不足以說明為何後來不同。他把更敢支持新創、容許失敗與促進流動的風投文化,放在因果故事的中心。

中國的發展速度不同,但學到的是相近的組織方法

談中國時,馬拉比認為它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形成大量新創成果,與當時高速成長的經濟環境有關;另一方面,紅杉等機構帶來的投資方式、早期員工股權等安排,又與美國經驗有很強的延續性。他用約十五年形容這段發展的速度。

張小珺問,中國風投是不是先解放做手機應用的人,近年才轉向硬科技。馬拉比先提醒中國也有醫療科技,不能說只有應用;再把它放到全球技術時間線:美國早期投半導體、個人電腦與網路設備,之後軟體與網際網路成為主軸。中國風投起步較晚,剛好處在應用軟體蓬勃的時期,在這個解釋裡,最先蓬勃的投資類型與進入行業的時間有關,而不只是國別差異。

他在2022年預期,未來十年除了軟體,電池、電動車、無人機、機器人等硬件與深科技也會重要;AI 雖更深入技術,仍可屬於軟體。

對中國投資圈是否更向女性開放,他提供的是採訪觀察:不是刻意按性別找人,名單裡卻有徐新、其他女性投資人,以及與阿里巴巴早期投資相關的 Shirley Lin。他猜測,中國行業形成得較晚,社會性別環境與美國早期不同,可能有影響。

他也把外來者視為矽谷活力的一部分:孫正義、米爾納能從美國之外進來改變規則,顯示系統願意吸收不同的人。他提到約四成創辦者來自美國以外。

低潮會淘汰公司,不等於創造新東西的方法失效

面對2022年的科技業降溫,馬拉比聯想到2000年。他把當時的公司簡化成兩類:一類靠便宜資本大量投廣告、獲取客戶,資金一停就難以維持;另一類替前者供應資訊技術服務,客戶倒閉,也跟著受到衝擊。

他提到連後來很成功的 Amazon 也曾非常艱難。因此,回頭只看今日贏家,很容易漏掉當時的存活風險。他對未來仍樂觀,但這不等於每家公司都會熬過;他談到的一到兩年,也不是對下一次市場反轉的預測。

他的樂觀落在方法:用資本支持許多小規模嘗試,讓創業者把新技術變成產品,少數成功再長大。市場下行會很痛,但不必因此認定這種創造新企業的方式已經沒有作用。

寫作同樣依賴網絡,但不能把資料來源變成審稿老闆

馬拉比說,寫這類書最花時間的不是坐在桌前,而是找到真正參與過事情的人。他可能花四、五年訪問約兩百名重要投資人,從起初被拒絕,逐步累積到足以理解事件的關係網。

紅杉一開始不願談,他便先訪問前員工、共同投資者、出資者,以及在被投企業董事會上與紅杉合作過的人。當組織發現作者已從周邊知道很多事,自己參與談話反而比不說更有利。這裡的誘因不是作者有權要求對方,而是資訊已經從不同位置拼了起來。

他寫對沖基金史時也經歷過類似轉折:某名原本不受訪的管理者,得知跟了自己十五年的副手已與作者長談,便主動來電。初期沒有人想理,後期卻有人不想被漏掉。這些例子說明,採訪有累積效果,但在最初一兩年,作者仍不知道最後能不能成功。

他會把草稿給當事人看,卻先講明:自己承諾聽取意見,不承諾照要求修改。對方可能指出事實錯誤,也可能提醒漏掉的角度,因而再談兩小時、增加新資料。修改的理由應是更接近事實,不是換取當事人滿意。

他說書裡仍有杜爾、凱鵬華盈與紅杉不喜歡的內容;對紅杉的正面評價,也曾招致部分歐洲投資人的批評。他把這些衝突描述為研究與出版的一部分。重要的是,獨立性不是拒絕當事人說話,而是在聽完之後仍保留最後判斷。

談到自己的職涯,他十五、六歲就想當記者與作家;也坦然認為,妻子領導《經濟學人》、每週接觸大量讀者的影響力,比自己單本書更大。他沒有把寫書描繪成唯一更高級的路。

五年的投入,換一次作品能長期流通的機會

寫一本書花五年,對馬拉比也是一場不確定的投資。他選擇別人較少深入、進入門檻高的題目,希望長期投入能產生更有區別的作品,而不是只用寫得快競爭。

他把《More Money Than God》(《富可敵國》)視為職涯突破:出版時不知道能賣多少,讀者逐步互相推薦,十多年後仍有人買、仍會收到新讀者的信。他用這個經驗類比冪次法則。他寫的格林斯潘傳記得獎也是重要成果,但就個人轉折而言,他更重視前一本打開的路;訪談當時,他最喜歡的新作仍是描寫創業與未來如何形成的《The Power Law》。

工作節奏上,他盡量多睡,運動約四十五分鐘,再帶著咖啡進入長時間寫作;最理想的一天沒有郵件與電話打斷,可以連續思考九、十小時。但若重要受訪者突然願意見面,甚至得飛去舊金山吃一頓午餐,他又會放下寫作。對方取消,也只能重新約,不能因為不舒服就失去難得的資料入口。

這裡有一個他自己承認的拉扯:深入思考需要不中斷,取得獨特資料卻需要對來源保持彈性。固定作息服務於作品,但不能反過來使他錯過作品最需要的人。

訪談最後,他說下一本可能想寫 AI,仍得先與關鍵人物談,確認能否取得足夠接觸;當時還沒有決定。節目接著以歌曲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