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值的祛魅:當數字遇上故事——達摩達蘭的估值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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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wath Damod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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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錢?紐約大學財務學教授 Aswath Damodaran(阿斯沃斯・達摩達蘭)認為金融業把估值刻意搞複雜了:公司的價值就是預期現金流按風險折現回今天的現值,而市面上多數所謂的「估值」其實只是定價。
達摩達蘭任教於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NYU Stern),常被稱為「估值教父」(Dean of Valuation)。這場演講是他在 Google 對一群科技公司員工講的。
估值向前看,會計向後看
達摩達蘭教 MBA 估值課時,第一件事是把學生從「會計腦」裡拉出來。會計本質上向後看,負責記錄已經發生的事;這並沒有錯,但不能把同一套世界觀直接當成估值。
典型的會計資產負債表列出流動資產、固定資產、金融資產和無形資產。會計師尤其偏愛看得見、摸得著的廠房設備;無形資產中最常見的卻不是品牌或技術,而是商譽。假設 A 公司用十億買下帳面價值四億的 B 公司,多付的六億無處安放,會計師便把它放進「商譽」,讓資產端與負債加股權端平衡。達摩達蘭把它叫作塞數變數(plug variable):
“Goodwill is the most useless asset known to man… Goodwill is a plug variable. The problem with goodwill is it sounds good. And when something sounds good, people feel the urge to pay for it.”
商譽是人類已知最沒用的資產……商譽是個塞數變數。商譽的問題在於它聽起來很好;一樣東西聽起來很好,人就會有為它付錢的衝動。
他每週都收到「這公司有五十億商譽,我該付多少?」之類的郵件,他反問:為什麼要替一個用來把帳湊平的數字付錢?他並非全盤否定會計,而是在劃界:年輕公司存在得不夠久,會計師幾乎沒有歷史可記,帳上自然很難看出未來。
股東權益同樣是過去的倒影。可口可樂的股東權益包含它約一百年前的首次公開發行——1919 年上市——以及此後發生的一切,卻不是公司今天向前看的價值。
他用「財務資產負債表」取代這種視角:資產端只有既有資產(assets in place)與成長資產(growth assets),資金端只有債與股權。既有資產是公司已完成投資所帶來的價值;成長資產則來自未來才會做、甚至公司自己還沒想到的投資。
寶僑(P&G)這類成熟公司的價值幾乎都在既有資產,東西早已「埋在地裡」。LinkedIn 當時尚未被微軟收購,樂觀估計既有資產或許值十億——上一年營業利益約一千萬美元——市場卻付四百億;多出的三百九十億買的是期望、感知與希望。這不必然是錯,但必須做現實檢查:你到底在為什麼付錢?
因此,不能用成熟公司的工具硬套成長公司:達摩達蘭說,拿這些工具去評估成長公司,就像拿榔頭做手術,只會血流成河。投資人若因年輕社群媒體公司的季度每股盈餘比預期低兩美分而崩潰,就是看錯重點。Twitter 的價值不在去年賺多少,而在未來能做什麼;財報的作用是提供線索,讓人判斷它的成長潛力正在增加還是減少。
好估值把故事翻成數字
投資界常分成「數字人」與「故事人」。達摩達蘭用高中偏好做簡單測試:喜歡歷史的是故事人,寧可上代數也不要歷史的是數字人。兩邊往往互相把對方視為瘋子或書呆子。創投業本質上是說故事的生意;目標報酬率等數字雖然也會出現,往往只是事後諸葛或談判工具。
他不是要故事人停止講故事。自人類存在以來,故事在賣公司上一直比數字有效;但沒有數字約束,故事容易飄進幻想。反過來,毫無想像力的純數字人也做不了估值。達摩達蘭這樣說自己的目標:
“My end game for my valuation class is to have numbers people with imagination and story people with discipline.”
我教估值課的最終目標,是教出有想像力的數字人,與有紀律的故事人。
一份好的估值應該會唱歌,應該說出數字背後關於公司的故事;真正值得鍛鍊的,是自己較弱的那一側。
DCF 的四個問題,以及好聽名詞的陷阱
創投常把 DCF 當髒話,達摩達蘭認為這是誤解工具:公司的價值,就是經營這門生意所能產生之預期現金流、按反映風險的折現率換算回今天的現值。人們可以爭論現金流能否估準,卻不能說現金流或獲利不重要;1999-2000 年網路泡沫時代已經試過這套說法,也付過代價。
任何估值都要回答四個問題:
- 既有資產能產生多少現金流?
- 未來成長能創造多少價值?成長要付代價,所以可能很值錢、一文不值,甚至摧毀價值。
- 這些現金流有多大風險?
- 生意何時成熟?估值必須有句點,不能無限往後推。
實務上,業界常把 80% 的時間花在折現率(DCF 的 D)小數點後第 N 位,只留 20% 給現金流(CF)。達摩達蘭估 Twitter 時反過來:97% 的時間放在現金流,折現率抓 11%。11% 約落在美國公司風險排序第 95 百分位,已屬幾乎最高風險的一檔;相較於營收、利潤率與再投資的判斷,這是「不會在這裡搞砸」的小事。
他用三條命題約束估值。第一是「它」命題(The “It” proposition):如果某件事既不影響現金流,也不影響風險,就不可能影響價值。控制權、綜效、品牌、策略等詞並非絕對沒有價值;但若說它們有價值,就必須具體指出它們如何改變經營、現金流或風險。
第二是「廢話」命題(The “Duh” proposition)。有人問「一家永遠虧錢的公司該用哪個模型」,他的原話帶著刻意的衝擊感:真想走過去甩他一巴掌、叫他醒醒——若預期永遠虧錢,為何還要付錢買?
第三是負現金流命題。每學期約有十個學生在第一週因算出負現金流而想換公司。他區分「永遠負」與「前幾年負」:年輕成長公司前期本來就可能為再投資而燒錢。估當時仍在擴張的 Tesla,前期負現金流是合理預期,因為要先蓋組裝廠,才能交付五年後多賣十倍的車;但前期虧十億,就要由後期不成比例的正現金流補回來——第一年虧十億,第十年最好能賺十億。
一只信封如何把空話變成四美元
「它」命題在現場變成一場完整表演。達摩達蘭拿出空信封,塞入一張皺巴巴的二十美元鈔票,問大家願付多少。第一課是:付 20 美元買內含 20 美元的信封,沒有任何獲利;第二課是:即使知道價值,也不要一開口便報出來,應由低價開始加。
接著,他往信封放入寫有好聽名詞的卡片。先是「控制權」:投行訓練說它值 20% 溢價,而他上週真的在某投行把 20 美元信封賣到 24 美元。加上「綜效」後喊到 26,再添「品牌」便到 32,最後還有兩張王牌:「策略性考量」與「中國」。他賣掉的其實只是從 NYU 拿來、成本為零的一張 3×5 吋索引卡,卻多賺四美元:「這是台印鈔機。」
這也說明他為何如此厭惡「策略性」:他說策略性交易就是很蠢的交易,策略性買家是愚蠢買家的同義詞,一聽到「策略性」這個詞他就奪門而出。所謂策略性交易,常只是數字算不過去、買家卻真的很想做。達摩達蘭替控制權、綜效、品牌、策略與「中國」一類流行術語取了個總稱:
“I call these weapons of mass distraction. You know they come out because the numbers don’t fly.”
我把這些叫作大規模分心武器。你知道,它們會出場,就是因為數字撐不起來。
這個稱呼仿照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的諧音;報告裡這些詞出現得愈多,往往代表實質數字愈撐不住。
他拿「中國」嘲諷同一種心理:連最糟公司的財報結尾都能說「但是還有中國」;好像不必具體說中國能帶來什麼,只要兩個字就足以讓常識從另一扇門溜走。
多數「估值」其實是定價
估值問公司由現金流與風險決定的價值;定價問別人願意付多少,受供需、情緒與動能左右。倍數和本益比就像「每平方英尺多少錢」,是拿同業比較的標準化價格,本質上屬於定價。
達摩達蘭用買房說明。他受夠二十八個紐約冬天,想搬到加州拉荷亞(La Jolla,聖地牙哥北方的高級濱海社區);太太立刻看房,挑了當地的「貧民窟」——不到一百萬美元,在該區算便宜。房仲把鄰近成交價按臥室數、土地大小調整,得到 99.5 萬。這沒有估值,只是定價。
股票研究也一樣。分析師常列十五家號稱「一模一樣」的可比公司,再套一個倍數。他看過 Google 研究報告後反問:這十五家公司究竟在哪個宇宙與 Google 相同?房仲至少真的找得到鄰居,比分析師的立足點穩固。
最容易誤認的是披著 DCF 外衣的定價,達摩達蘭這樣形容:
“Most of what passes for valuation out there is pricing… I call these pricing in drag.”
外面被當成估值的東西,多半是定價……我把這些叫作扮裝的定價。
銀行家的報告列出大量現金流,最大的數字卻通常是第五年末的終值(terminal value),把第五年之後的全部價值濃縮於一處;九成情況下,它又是用「第五年營業利益 × 10 倍」算出,理由只是同業目前以這個倍數交易。現金流讓讀者分心時,定價假設便偷偷被塞進第五年。
Uber 的例子凸顯兩套答案可以同時存在。有人在 2014 年某輪募資以 410 億美元替 Uber 定價,可能只是相信日後能以 750 億賣掉;只要動能延續,交易仍可能賺錢。但這不等於 Uber 的內在價值是 750 億。
價格可以由感知撐起來,他舉的例子是畢卡索的畫作:全靠感知、沒有現金流,卻價值連城。但他的前提是「業務不可能全是感知」。
Twitter:把「很大」追問成可檢驗的數字
一位 CNBC 樂觀分析師認為 Twitter 值 65-70 美元,理由是線上廣告業務「很大」,卻說不出究竟多大。達摩達蘭認為,「很大」就像空喊「中國」,足以誘使人相信可以付任何價格。
他因此逐層計算:2013 年全球線上廣告約 1200 億美元,Google 佔 33%,Facebook 居次。假設十年後線上廣告占總廣告 40%,市場約 2000 億;Twitter 受當時推文上限 140 字元所限,難成為 Google 或 Facebook,便給 6% 市占,約 120 億營收,也就是從當時 5 億成長 24 倍。最後估得每股 18 美元;Twitter IPO 定價 26 美元,開盤兩小時後升至 46 美元。有人要他解釋 46,他回答:「我不必解釋,那不是我定的。我從沒有衝動去解釋別人付的價。」
社群媒體:人潮不等於貨架上有商品
他把社群媒體公司的市值與多種變數做相關性分析,發現當時最能解釋市值的不是營收或獲利,而是使用者數;市場約願意為每名使用者付 100 美元。因此,Facebook 在 2014 年以 190 億收購 WhatsApp,看來甚至是撿便宜:WhatsApp 約有 4 億使用者,扣除與 Facebook 重疊後約 3 億新使用者,乘 100 等於 300 億。
但相關性只描述市場當時如何定價,不代表穩定價值。市場今天愛使用者,明天可能不愛;它也曾愛網站訪客數,直到發現「我沒法用網站訪客發股利」。達摩達蘭的比喻是:社群媒體像一家巨大商店,貨架空空卻人潮洶湧。他說這叫 field of dreams,典出 1989 年凱文・科斯納主演的電影《夢幻成真》與台詞 “If you build it, he will come”:只要先有使用者,獲利總有一天會來;至於怎麼來,仍沒有答案。
不確定性可以描述,卻不能消失
「不確定性太大,所以沒法估」是達摩達蘭最反感的辯詞之一。他的區分是:「你的估計可能錯,不代表你不能估。」一邊說不確定性太大而無法估,一邊仍投資該公司,是他所謂「瘋狂的極致」,也是許多創投反覆陷入的循環。
他自己也估錯過。3M 歷來被視為最「自動駕駛」、最好估的成熟公司範本,他卻坦承自己對 3M 的估值「事後證明錯得離譜」,因為他誤判已開發與新興市場永不交會。
他不避諱這類錯誤:公開貼出自己對 Apple、Twitter、Uber 的估值,事後證明錯了也不藏。談到方法,達摩達蘭說:
“I’d rather be transparently wrong than opaquely right.”
我寧可錯得透明,也不要對得含糊。
這句話解釋了他為何公開估值,也是在反對金融業故意含糊、事後總能說「我早講過」的習慣。
他會用 Oracle 的 Excel 外掛 Crystal Ball 做蒙地卡羅模擬。與其把營收成長固定為 6%,不如設成 3% 到 9% 的均勻分布;不確定性愈高,分布便愈寬,再跑十萬次。他於是能把「Apple 被低估」說得更完整:若以 450 美元買進——這是 2014 年蘋果一拆七前、每股四五百美元時的價格——模型中出錯的機率是 21%,因為模擬價值分布有 21% 落在 450 以下。
這種機率語言不保證結果,價格也不保證立即回到價值。面對「價格趨近價值真的被證明過嗎」的追問,他承認那近乎信仰之舉。檢驗估值不只看價值有沒有完全實現,也看價格是否往估得的價值移動;價格可以長期偏離,問題不是會不會,而是何時。這也區分投資人與交易者:時間視野只有六個月的交易者,不必浪費時間思考價值,而應理解定價遊戲;投資人玩的才是長線。
併購的紀律:價格比標的更重要
併購的關鍵不只是找對標的,而是付對價格。達摩達蘭的判準是:價格對,買最爛的標的也可能賺;價格錯,其他事情全做對仍可能失敗。業界常花太多時間找標的,太少時間問自己付了多少。
真正的紀律是願意離開談判桌,即使眼前是所見最好的標的,價格過高也要走。許多大公司先決定一定要併購,才開始談判;這等於預先放棄退路,談判位置自然糟透。
找資料:先列輸入值,再一次找一個數字
他的實務建議並不是收集愈多愈好,而是先開一張 Excel,列出估值真正需要的輸入值,一次只找一個數字。直接把 Uber 丟進 Google 做「盲目的搜尋」,只會得到地球上幾乎所有相關內容;焦點搜尋才能把資料壓縮成資訊。
技巧之外,運氣仍主宰結果
演講最後把估值技巧放回更謙卑的位置。達摩達蘭說:「這是一個運氣主宰的遊戲。」運氣好,最草率的做法也可能致富;運氣不好,把事情都做對仍會賠錢,而「運氣好,一切都被原諒」。人們賺錢時卻偏愛把結果歸功於技巧。
因此,每聽到「聰明錢」,達摩達蘭就退避三舍:
“There is no smart money. There’s less stupid money and more stupid money, but there’s really no smart money.”
沒有聰明錢。只有比較不笨的錢和比較笨的錢,但真的沒有聰明錢。
避險基金常收「2 與 20」:先按管理資產收 2%,再抽獲利的 20%,集體報酬卻比幾乎零主動管理的標普 500 指數基金少一個百分點。他把這比成開一家名為「淹水專家」(Floods Are Us)的水電行:顧客因漏水叫人來修,最後家裡反而淹水;個人不會再找這家店,市場卻集體持續付高價給避險基金,換來比不付錢還少的報酬。
對現場散戶,他把界線說得更直接:你不是靠投資致富,而是靠本業致富;投資用來保住在別處賺到的錢,再讓它成長。當人貪心地想靠投資搏一把大的,就容易過度伸手。沒有時間做功課,就不要只因聽到某人說了什麼而冒險;應選擇低時間投入、分散下注的策略,把投資放回保本與增值,而非搏命的位置。
想顛覆三門生意的教授,與被「劫持」二十二年的證券分析課
達摩達蘭一開場就給自己定位,整場的攻擊性語調也由此而來:「我很幸運站在三個行業的交叉口——教學、寫作、金融。而這三個都是急需被顛覆的、經營得很糟的大生意。」三十年來,他專注於把被金融業刻意搞複雜的估值重新講回簡單:寫書、寫部落格,甚至開發手機 App,想「顛覆」這門生意。他在現場也多次拿 Google 開玩笑,包括「Google 不付你足夠的薪水買房」。
1986 年,達摩達蘭進 NYU 任教,系上交給他一門名為「證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的課。那原是 Ben Graham(班傑明・葛拉漢,《證券分析》作者)在五〇年代於哥倫比亞大學教過的傳奇課程;「那位不能說出名字的人」也上過,這是借《哈利波特》對佛地魔的稱呼來指葛拉漢最有名的學生巴菲特。
到八〇年代,達摩達蘭認為這門課已老態龍鍾、無聊透頂。他想開估值課,系主任卻說估值材料不足以撐起一門課。這在當時並非全無根據:1986 年市面上沒有估值教科書;他自己在 1979-81 念 MBA 的兩年裡,總共只花一個半小時學估值。
他知道正式程序會成立委員會,再向另一個小組委員會報告,等回覆時人都可能退休,於是保留「證券分析」課名,走進教室直接教估值。「他們完全不知道我在課堂上幹嘛,我教做菜他們都不會發現。」直到 2008 年,也就是二十二年後,院長辦公室才打來:「我們聽說你在教估值課。」「對啊,我教了二十二年了。」他的結論是:想把事情做成,最好偷偷來。這段故事也是他在教學、寫作與金融之間追求顛覆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