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價值投資者的自我教育:Guy Spier 在 Google 的告白
- 講者
- Guy Sp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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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有 7 個章節
價值投資人 Guy Spier 在 Google 對一屋子工程師演講,表面談投資,核心卻是他如何從追逐外在認可,走到承認自己的貪婪、非理性與限制。他提出的不是一套精密最佳化公式,而是透過模仿、環境設計、簡單規則與長期累積,把人生與投資的「球場」一點點往有利方向傾斜。
從漂亮履歷走進道德陷阱
Guy Spier 是《The Education of a Value Investor》(一位價值投資者的養成)作者,畢業於牛津大學,主修道德哲學,後就讀哈佛商學院,是典型常春藤體系的「考試型優等生」。他在 1997 年創立並管理長期持有、價值取向的 Aquamarine Fund,基金規模概略為數千萬至上億美元。他是巴菲特與蒙格的虔誠信徒,也因與好友 Mohnish Pabrai(莫尼什·帕布萊,印度裔的明星價值投資人)共同以約 65 萬美元競得巴菲特每年為舊金山慈善機構舉行的慈善午餐而廣為人知。
得標與午餐不在同一年。依 Guy Spier 官方網站的午餐紀錄,頁面收錄的 2007 年 7 月 1 日報導記載兩人以 650,100 美元得標,Guy 本人的文字則記載午餐於 2008 年 6 月 25 日舉行;Mohnish 的拼法也依該頁。
這場演講以獨白為主、Q&A 為輔,主持人是 Google 員工、活動主辦人 Saurabh。他親自到機場接 Guy,並在開場形容這本書的特點:作者不把自己寫成英雄,而是「拿放大鏡照自己的缺點,放大別人的優點」。
這種自我揭露始於他的第一份工作。哈佛商學院畢業後,他腦中是 Gordon Gekko 的幻想:這位 Michael Douglas 飾演、出自 1987 年電影《華爾街》的金融大鱷信奉「貪婪是好事」。Guy 想當「宇宙主宰」,想致富、控制公司與人;讀到靠狙擊英鎊聞名的 George Soros,也只覺得那種力量很酷。於是他加入投資銀行 D.H. Blair。
D.H. Blair 與《華爾街之狼》原型 Stratton Oakmont 有人員往來;後者因坑殺散戶、操縱股價而惡名昭彰,最終遭勒令關閉。Guy 看完電影後說:「誇張,但準確。他們只是把我公司裡正在發生的事,音量調大。」他在那裡做了 18 個月、負責找案子的投資銀行家。離職後,他幾乎無法再被雇用:業界不是認定他願意像 Stratton Oakmont 的人一樣在紅線邊緣行走,就是認為他笨到看不出所處環境;兩種判斷都導向同一結論——不要雇他。
他因此拒絕把 Mark Martoma 當成與自己完全不同的「壞人」。Martoma 是避險基金大亨 Steven Cohen 旗下 SAC Capital 的明星操盤手,因醫藥股內線交易案於 2014 年被判九年徒刑,案件是當時華爾街最大宗內線交易案之一。Guy 認為,資深合夥人明知把渴望快速致富的年輕人放進「不踩線就賺不到快錢」的制度會發生什麼;D.H. Blair 如此,Martoma 所在的公司也如此。這是美國社會乃至全球資本主義尚未回答的結構問題:永遠會有急著致富的年輕人,也就永遠會有流氓交易員。談到 Martoma,Guy 說:
“I think that there’s a lot of me in him, there’s a lot of him in me. I was a greedy guy willing to make compromises.”
他身上有很多我,我身上也有很多他。我曾是個貪婪、願意妥協的人。
這句話拆掉了「我跟罪犯不一樣」的防衛。他甚至以巴菲特為尺,承認自己的反應遠不夠乾脆:換作巴菲特,他會站起來、走出辦公室、再也不回去;Guy 自己卻花了八個月到一年才做到。
模仿得不完美,仍可能劇烈改善人生。Pabrai 常用「克隆」(cloning)形容直接複製景仰者的行為;Guy 也談到自我成長講師 Anthony Robbins(東尼·羅賓斯)溝通訓練中的 matching and mirroring(映射)。模仿巴菲特救了他的職涯與道德方向,但他後來也看到它的限度:價值投資圈太多人執著於「成為下一個巴菲特」,而真正的功課是「在模仿別人的同時,仍然做你自己」。
成功的技術:善意、共振與真實性
外界常把 Guy 的小小成功歸因於名校、聰明、人脈或家族資本,他認為這是歸因錯誤。他是在商學院畢業後重重跌倒,才學到一套「成功的技術」(technology of success),其中第一項是把金融上的複利移植到人際關係。
人類大腦為狩獵採集生活演化,天生不善於評估機率,也難以直覺理解複利,習慣用直線外推。走投無路、正規道路都封死後,他開始給門房送禮,也給街上遇見的人寫感謝卡。靈感來自心理學家 Robert Cialdini(羅伯特·席爾迪尼)的暢銷書《影響力》提到的一位成功汽車銷售員:那人每年寄出數千張、只寫著「我喜歡你」的卡片,並創下銷售紀錄。Cialdini 所談的互惠機制,也可見於機場募款的哈瑞奎師那教徒:先送旅客一朵花,十步之外設捐款處,讓人因覺得欠了人情而掏錢。
朋友笑 Guy:「這能換來什麼?」短期確實換不到什麼。他仍規定自己每天寄三到五張、每週五天,持續八九年;累積的直郵超過一兩萬,甚至可能達三萬份。他把生命中許多好事,包括遇到幾位關鍵人物,視為善意長期複利的直接結果。Guy 的說法是:
“You can compound good will over time.”
善意是可以隨時間複利的。
不過,給予起初也可能吸引索取者。Guy 借用華頓商學院教授 Adam Grant(亞當·格蘭特)《Give and Take》(給予)的分類,把人分為索取者、匹配者與給予者;他說,對給予者,要盡可能把時間花在他們身邊。
他的做法是先給予,再觀察回應,逐步把索取者移出生活,把時間留給給予者;這個篩選可能要五到十年。
第二項技術是找到自己與世界「共振的頻率」。Guy 用浴缸裡的橡皮鴨作比喻:只要找到浴缸的共振頻率,即使施力很小,最終也能讓整缸水形成單一波浪。他相信成功者找到了某種讓世界回應自己的頻率;Saurabh 突然打電話邀他到 Google 演講,在他眼中就是這類「瘋狂巧合」。
第三項是真實性。Guy 承認自己在紐約曾陷入「漩渦期」,努力扮演一名「揮舞大傢伙的對沖基金經理」。他夠聰明,演得也不差,世界確實回應了:資金進入基金,好事接連發生;但那不反映他的內在。他引用甘地「成為你想看見的改變」,把印度聚焦於非暴力的力量理解為內在共振。Guy 的經驗是,每當外在世界不順,他向內整理自己,外在問題往往也隨之改變。
這裡對應巴菲特的「內在計分卡/外在計分卡」:前者問自己是否滿意,後者問世界如何評價自己。Guy 用一個尖銳隱喻逼人選擇:
“Would you rather be considered by the world to be the best lover… but between you and your wife to know that you really suck? Or… for the world to think you’re bad, but for you and your wife to know that you’re the very best?”
你寧願全世界都認為你是最棒的情人,但你和妻子心知肚明你其實很糟?還是寧願世界覺得你很差,但你和妻子知道你是最好的?
世界不是微積分:承認複雜與非理性
面對一屋子工程師,Guy 坦白自己對「最佳化」的又愛又恨。他十四歲初學微積分,著迷於「在極限處曲線斜率變成 dy/dx」的優雅,也一直遺憾沒有繼續走科學道路。但市場與人生不是封閉容器裡的理想氣體:真實世界複雜到難以建模,充滿斷裂、市場崩盤與雪崩等不可預測事件,而且人生具有路徑依賴——過去走過的路限制了此刻的可能性。他無法擁有 Steven Spielberg 的人生,只能活在自己的路徑裡。
他從基金經理 Bill Miller(曾連續 15 年擊敗 S&P 500,後來在金融危機中重挫)接觸「複雜性」概念。Guy 最認同的圖像來自昆蟲學家 Hölldobler 與 Wilson 合著的《Journey to the Ants》(螞蟻的旅程):單隻螞蟻遵循極簡規則,許多分散式代理卻能處理極複雜的問題。把世界想成雨林或蟻群,比把它當成一道可解方程式更接近真實。
人的內在同樣不是理性機器。Guy 引行為經濟學家 Dan Ariely(丹·艾瑞利)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誰說人是理性的),直言「說我們理性,純屬虛構」。承認弱點不是投降,而是開始設計對策:他說,一旦承認自己的弱點、誠實坦白地面對它們,就能開始對付它們。
他因承認自己不理性而成為更好的投資者;小團隊的成員彼此坦白不擅長之處,也能更好地協作。意志力耗竭的觀念則提醒他,意志力像每日有限的電池,應把它省在真正重要的決定上,而不是假設自己能無限抵抗誘惑。
Guy 與 Pabrai 的互補也建立在承認差異上。旁人以為 Guy 給了 Pabrai 許多聰明建議,他否認。Pabrai 天生較不厭惡損失;Guy 則說,自己的猶太祖先在 1930 年代納粹崛起時被逐出德國,那份創傷「在世代間迴響」,使他對損失有「致命的恐懼」。他沒有否定這段家族史,而是接受並與之同步行動;也正因如此,他在金融危機中反而應對得更好,並能讀出 Pabrai 自己不易察覺的情境訊號。
把球場傾向自己:兩條投資規則
Guy 並不盯著「打造下一個波克夏」或「找到市場上最便宜公司」這種未必可達的大目標。他選擇每次把球場往自己這邊傾斜一點:感謝卡讓每次互動多留一點善意與正面印象,在無法預知的時刻產生回報;投資規則則把自己移出容易犯錯的環境。Guy 這樣形容這種做法:
“It’s not saying well I’m shooting at that target. I’m saying well if I just get enough things away from that target, eventually something will hit it.”
我不是說「我要射中那個靶」,而是「只要我把夠多東西移開那個靶,最終總會有東西命中」。
第一條規則是不接銷售電話。Guy 在紐約管理約五千萬美元基金資產時,資料進入若干業界資料庫,經紀人電話便響個不停。起初,被重視使他覺得自己很重要;後來他看見,每位來電者都有佣金動機,都想把他拉進自己的「銷售力場」。他於是回答:「很抱歉,正因為你在賣,我就不會買。」對方問,那要如何了解新的電話服務或尋找好的科技股?他說:「我去問同行,不會問你。」電話很快停止,喧囂變成寧靜。這正像蟻群:不用解完整個複雜問題,只需遵守簡單規則。
基金搬到蘇黎世後,若有人來電推銷一筆「及時又誘人」的交易,他仍說:「你可以來辦公室談,但那我就不能投了——因為那是我的規矩。請寄 PDF 給我。」這與巴菲特不參加公開喊價拍賣的原則相通:不是死盯靶心,而是排除足夠多錯誤的靶。
第二條規則是「盡量不在開盤時交易」。Guy 特別修正書中過度絕對的 never,應是 try not to。交易軟體讓人即時對價格反應,卻可能徹底扭曲投資者對自己正在做什麼的理解。他多次在當下自認理性,事後才發現:一檔標價 10、後來證明會漲到 50 的股票,他只因當天上漲區區幾個價格跳動就不買,實在瘋狂。這條規則由 Pabrai 傳授:前一晚決定要做什麼,掛好單,再讓事情發生。
兩條規則都不是宣稱自己已找到完美模型,而是承認金融從業者都在使用啟發法。Guy 批評業界不肯誠實承認這一點,反而向大眾宣稱「我們每月檢視組合,股票達到內在價值 80% 就賣」,彷彿人能按公式穩定行動;這與已知的人性並不相符。他認為,2008、09 年讓美國與世界失望、又管理眾多富人資產的金融業,有義務更誠實。
指數、主動投資與無法排除的運氣
一位信奉被動投資的 Google 員工問:既然不應迷信最佳化,何不乾脆買 S&P 500?Guy 先讓步:這是好主意;Vanguard 創辦人 John Bogle 畢生推廣低成本被動投資,Guy 認為他及 Vanguard 對投資者是一大功德,把指數當基準是絕佳起點。但他提醒,仍要理解指數如何建構。依他對 2009 年金融泡沫時 S&P 的說法,市值加權會讓越被高估的公司占越大權重,形同「價值投資的反面」;因此他寧選沒有同樣偏斜的指數,例如採價格加權而非市值加權的道瓊工業指數。他認為在座每個人都有能力搞懂指數建構方式。
更尖銳的追問是:師承葛拉漢的老牌價值型 Sequoia(紅杉基金)、同屬葛拉漢一脈的 Tweedy Browne,甚至波克夏,都可能落後 S&P;按機率總有人勝過指數,Guy 怎知自己不是必然會出現的「幸運猴子」,並碰巧十年後仍在指數之上?他的第一句答案沒有閃避:「我可以很輕鬆地回答你——不知道。」
他借《黑天鵝》《隨機騙局》作者 Nassim Taleb 的擲硬幣實驗說明運氣:讓一千人反覆擲硬幣,幾輪後總有人連續擲出正面;若訪問那位勝者,他可能真心相信自己有一雙幸運的手。Guy 隨後引用巴菲特〈The Super Investors of Graham-and-Doddsville〉反問:若勝出的「猴子」都曾在哥倫比亞跟 Ben Graham(葛拉漢)學習,也都以低於內在價值的價格買進公司,那還能否只歸因於運氣?Guy 還以波克夏已是全美第四、五大市值公司為例,認為其成功純屬僥倖的機率已低到不可思議;同時他承認自己的劣勢:「我沒巴菲特聰明,也不住在奧馬哈。」
投資工作的價值,與短期回報偏見
Guy 的哈佛商學院同班同學 Mark Pincus 後來創辦一度風靡的社群遊戲公司 Zynga,代表作包括《FarmVille 開心農場》。在 Guy 沉迷價值投資時,Pincus 對他說:「Guy,你能賺一大筆錢,但說到底有誰在乎?我在這裡改變世界。」這句話使 Guy 不安:他是否只是在幫一些有錢人變得更有錢?站在 Google 校園,看著在場者創造產品,他更感受到這份焦慮(angst)。但他的回答停在:「我不會改變現在做的事,因為我享受我的生活。」
他也指出,這世界對能在相對短期內展示回報的活動,有著巨大的偏見。複利曲線的前十年可能看似停滯,難以向行銷部門證明成效,因此往往遭到放棄;Guy 認為,這正是長期機會所在。
嫉妒是訊號:向內尋找答案
談話最後,一位提問者提到朋友的公司被 Facebook 收購,自己因而嫉妒。Guy 不把嫉妒只視為道德缺陷,而視為人生狀態的訊號;依他的說法,這個訊號召喚的行動是:自己的人生有某處出了錯,需要改變。
他的例子是:當你早上在深愛的妻子身旁醒來,又能在藍天強風中衝浪,便不會嫉妒任何人。嫉妒因此像導航儀,提醒人檢查生活是否偏離內在計分卡,而不是要求去壓抑感受。
Guy 最終把投資、模仿、真實性、離開紐約與嫉妒收進同一句話:
“Whenever I’ve looked for answers outside of myself, I haven’t found very good answers. And the minute I looked for answers inside myself, the world changed.”
每當我向自身之外尋找答案,都找不到好答案;一旦我向內尋找,世界就變了。
這是他從 Gordon Gekko 幻想走向「我永遠成不了巴菲特,也正因此能做自己」的終點;也可稱為「內在旅程是最棒的商業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