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喬爾・葛林布雷對談:從特殊情境到可複製的投資與人生方法
- 講者
- Joel Greenbl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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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15 分鐘
本文有 9 個章節
價值投資人喬爾・葛林布雷(Joel Greenblatt)的投資方法是怎麼一步步變成一般人也能照做的?整場對談可視為三個「捕鼠器」(three great mousetraps)的演化:先在特殊情境中找到下檔有限的不公平賭注,再學會為優質企業付合理的較高價格,最後把「便宜+優質」蒸餾成一般人也能執行的公式。這套破解密碼的習慣,後來也被葛林布雷用在教育與人生。
提問的是財經作家威廉・葛林(William Green)。他著有《更富有、更睿智、更快樂》(Richer, Wiser, Happier),長年訪談頂尖投資人,常把投資問題推向家庭、意義感與人生選擇。
葛林布雷的紀錄與自我定位
葛林布雷 1985 年創辦 Gotham Capital(高譚資本),早期採取極度集中的特殊情境(special situations)策略,20 年間年均報酬約 40%:本金每兩年就翻一倍以上,遠超同期大盤約 10% 出頭。他著有《你也可以成為股市天才》《打敗大盤的獲利公式》《散戶投資的大祕密》,提出「神奇公式」(Magic Formula),在哥倫比亞商學院教書逾 23 年,也是紐約成功學院(Success Academy)的共同創辦人。他自稱「平庸的分析師」,長處卻正是把複雜遊戲化成可理解、可複製的本質。
第一個捕鼠器:特殊情境裡的不公平賭注
葛林布雷的第一份華爾街全職工作是風險套利/併購套利(risk arbitrage):賭併購能否成交,成交可能只賺一兩美元,破局卻可能虧十到二十美元。他嫌這種報酬風險比太差,轉而研究併購案外圍被忽略的碎片,例如分拆(spin-off)、重組與複雜資本結構。這些沒人想讀的「紙片」,反而可能讓知道其價值的人用半價買進。
葛林布雷的部位哲學因此不是追逐最高上檔,而是先看最壞情況:
“I didn’t size my positions based on how much money I could make. I took bigger positions in things you can’t lose much money in.”
我決定部位大小,靠的不是能賺多少,而是虧不了多少;你能在「賠不掉錢」的東西上重壓。
這是葛拉漢(Benjamin Graham,1894–1976,價值投資之父、巴菲特在哥大的老師,著有《證券分析》《智慧型股票投資人》)「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的集中版:用遠低於價值的價格買進,讓估值出錯也不致重傷。葛林布雷還把這套邏輯壓成一句話:
“If you can’t lose money, most of the other alternatives are good.”
只要你虧不了錢,其他幾乎所有可能性都是好的。
他甚至說,當機會極度複雜、冷僻、沒人關注,而你既能估值又能用半價買到時,「這幾乎不像投資,甚至不像賭博,比較像作弊。」
Host Marriott:為何他敢押約 40%
1993 年,Marriott(萬豪)拆成兩家公司:一家是負責經營與管理飯店、輕資產而穩定的「好」公司;另一家 Host Marriott 持有大量房地產並背著沉重債務,市場不想碰。葛林布雷讀出資本結構的玄機:母公司本身幾乎沒有有效債務,債務被放進子公司。他以 4 美元買進估計值 6 美元、沒有債務牽絆的資產,另免費得到一整塊裝在子公司、可能很值錢的業務,最後一度把約 40% 的資產押在這一注。
他不認為這叫大膽,因為下檔已受保護;真正的錯誤,反而是看見罕見好機會卻只放一點點。照他的說法,把自己看過最好的點子只放進投資組合的 1%、2%,那不是做對,而是做錯,說明根本沒把握住。
集中持股是紀律,還是倖存者偏差
威廉・葛林隨即追問集中持股的倖存者偏差。葛林布雷早年約 80% 資產放在六到八檔;這究竟是紀律,還是「飛得太靠近太陽」後恰好沒墜落?葛林舉蓋伊・斯皮爾(Guy Spier)一位曾單檔重壓、後來改行管理咖啡館的朋友:成功者會留下紀錄,押錯退場者往往沒有聲音。
葛林布雷沒有退讓。他說,六到八檔佔 80% 並不算特別集中,單一一檔佔全部才算。他借用巴菲特的思想實驗:若賣公司所得的百萬美元,被你分到鎮上六到八門做足功課的好生意,旁人會稱之為穩健;「但只要每天給它標個股價,人們的分析就變了」。這是短視損失厭惡(myopic loss aversion):每天盯價,把長期投資的暫時帳面損失放大成不可承受的痛苦。私募股權基金也集中持有幾門生意、甚至加槓桿,卻因為不必每天按市價標示而常被視為天才。
他把股票當生意看,時間尺度是三到五年。若能正確估值且前提未變,股價從 6 跌到 5、而你估計它值 10,價格波動本身就不構成風險。
胃、意外與活下來再玩一天
集中策略需要承受波動與不可列舉的意外。葛林布雷說,這個行業付錢買的是你的「胃」(stomach)和思考品質,不是工時。
1985 年,27 歲的他剛自立門戶,從一位大名鼎鼎的金主那裡取得第一筆外部資金。他獨立後最早的投資之一,是押注佛羅里達柏樹花園(Florida Cypress Gardens)的一樁併購;那是他童年記憶中有「滑水聖誕老人」表演的老牌主題花園。交割前幾週,主場館竟整個掉進突然出現的天坑(sinkhole,佛州石灰岩地質常見的地面塌陷)。《華爾街日報》寫了幽默報導,他卻只想到:「我快要失去我的事業了。」併購檢查清單根本沒有「天坑風險」。葛林布雷以霍華・馬克斯(Howard Marks,橡樹資本創辦人)的話收束這次經驗:
“Experience is what you got when you didn’t get what you wanted.”
經驗,就是當你沒得到你想要的東西時,得到的那個東西。
COVID 把同一課放大到全球。他做這行多年,仍「從沒見過他們把整個世界關起來」。疫情在他試著教孩子投資時爆發,他只能坦白:「這件事我幫不上忙,我也沒見過。」他記得 2020 年 3 月底看巴菲特開股東會;市場剛受重擊,巴菲特的神情不像平常那種「這沒什麼」的篤定。連巴菲特都在直視未知,使他感到害怕。結論不是假裝能預測,而是要夠分散、夠警覺,「活下來,才能再玩一天」(live to play another day)。
他也不把自己描述成毫無情緒的人:市場一腳踹進胃裡時,他同樣會痛,只是通常兩三天能調適,重新找機會。他用近乎自嘲的方式描述所需性格:腦袋裡得有一顆螺絲鬆了(a screw loose),才扛得住那些風險。
如果不痛,人人都會做,機會也就不存在了。可是痛苦不能成為抱怨一切的理由。他年輕時曾向一位 72 歲、執掌 Drexel(德崇證券,1980 年代以垃圾債券業務聞名的投行,1990 年破產)風險套利部門的長者抱怨飛來橫禍不公平。長者問:你是否也有過結果比預期更好的好運?有,而且好運比壞事更多嗎?也有。長者只說:「那就別抱怨了。」
能力圈:比特幣是十英尺高的欄
葛林布雷承認年輕時愛賭,會偷溜進賽狗場,只為刺激;投資卻不同,因為好的投資人總是在計算賠率,而計算的前提是能估值。能力圈(circle of competence)不是宣稱某資產必然失敗,而是承認自己無法判斷勝率。
他對比特幣的基本看法很尖銳:「比特幣永遠不會賺錢,黃金也永遠不會賺錢……它沒有內在價值,沒有盈餘,對我來說它是投機。」 他借巴菲特的跨欄比喻說,既然有一英尺的欄可跨,何必去跳十英尺的欄;比特幣對他就是那道十英尺的欄。
這不是完全拒絕新事物。他承認自己「錯了」,沒有料到比特幣漲得那麼高;一位程式設計師合夥人結婚時收到兩枚、當時每枚 60 美元的比特幣,至今仍留著一枚,按後來高點已翻數百倍。葛林也提出另一側:比特幣信徒近乎宗教的狂熱,是否像 1990 年代末網路熱潮,泡沫裡仍有真正改變世界的東西?他的女兒與霍華・馬克斯的兒子都催長輩買幣,帶著「OK boomer」式的世代壓力。
兩人表面都保持不可知(agnostic),但落點不同:葛林較願意懸置判斷;葛林布雷承認錯估價格,仍拒絕因害怕錯過而動用自己在乎的錢。他接受用 1%、2% 的「玩樂資金」買樂透票、學習或試探能力圈之外的比特幣、創投與新技術;把另外 98% 留在真正懂的地方,本身也是紀律。他自己就投過一家「很可能會破產、但可能改變世界」的小型電池公司,因為「那會很好玩」。
至於他自己看得懂的生意,葛林布雷認為 Google、Amazon、Microsoft 是「我這輩子沒見過這麼好」的生意,也承認它們可能被 TikTok 一類新勢力顛覆。
第二個捕鼠器:從便宜演化到優質
葛林布雷沒有固守純粹撿便宜。2000 年前後,他開始問:什麼時候值得為好生意付較高價格?他的辦法不是追求原創,而是「複製」(cloning):逆向工程更聰明、更有經驗的人已想通的交易。
他研究巴菲特在 1988–1990 年買進可口可樂的經典案例,再把標的換成 Moody’s(穆迪,全球三大信用評等機構之一)比較。可口可樂必須把部分盈餘再投入才能成長;穆迪憑品牌與特許經營權,幾乎不需投入資本,因此能留下更多盈餘,值得多付一點。經過蘋果對蘋果的調整,巴菲特當年為可口可樂付的相對價格相當於 10 美元,他為穆迪付的是 13 美元;這是便於比較的相對單位,不是實際股價。如果 10 能漲到 40,13 漲到 40 仍然非常划算。談到這種複製,葛林布雷說能照抄就照抄:
“Sometimes original thinking is overrated. I’d rather think like one of 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world.”
有時候原創思考被高估了;我寧可像世上最聰明的人那樣思考。
這裡的關鍵硬指標是有形資本報酬率(return on tangible capital):開一家店投入的錢若能持續滾出 30%、60% 報酬,就是好生意。便宜控制買價,資本報酬率則辨認能長期再投資的品質。
第三個捕鼠器:神奇公式,以及不能歸零的限制
神奇公式把投資蒸餾成兩個粗略指標:高盈餘殖利率代表「便宜」,高有形資本報酬率代表「優質」,再買成一籃子股票。葛林布雷強調,這不是電腦跑上千次後挑出的最佳解。他只是「用手指頭朝空中一指」,憑直覺選兩個合理指標。第一次測試回溯到 1987 年,股票按十分位排序後,最便宜、最優質的第一分位勝過第二分位,第二又勝過第三,依序遞減。成千上萬人讀過他的書之後,葛林布雷仍相信公式有效。
公式的一個直接限制來自 2000 年。若在網路泡沫最瘋狂、最差股票漲得最兇時,做多最便宜優質、同時放空最貴最差的股票,那一年會賠光所有錢。之後幾年價值股即使大反攻,本來應該全賺回來,也已經沒有本金。葛林布雷的說法是:
“Zero doesn’t compound very well.”
歸零這件事,複利效果很差。
因此,「活下來」不是附帶提醒,而是策略設計的一部分。他偏好便宜又優質的一籃子,而非槓桿式的極端多空。
葛林接著轉述托比亞斯・卡萊爾(Tobias Carlisle,《收購者倍數》The Acquirer’s Multiple 作者)的批評:若完全忽略品質,只以企業價值對營業利益倍數買最便宜的股票,長期表現反而更好,因為便宜且財務健全的股票會均值回歸。葛林布雷的回答不是否定資料:「我不會跟任何數據爭——只買便宜的確實表現更好。」 但他補上重要條件:「它也更波動。」 若是 200 檔的大組合,分散可以吸收個股問題;若要一般人只買一小把公司,安全比榨乾最後一點報酬更重要,因此必須兼顧便宜與優質。他自己兩種組合都跑,「都很好」。
他在《散戶投資的大祕密》裡另有一段自稱幾乎沒人讀到的論點:評量經理人的基準不該只是大盤,而應該是無風險利率,例如國庫券利率。若能在極小風險下穩定得到 15%~20%,即使大盤上漲 25%,仍可算好投資人;「風險跟股價跳動多劇烈,毫無關係。」這也把行動焦點從表面波動拉回生意實際賺多少、下檔多大,以及報酬是否足以補償風險。
葛林布雷現在「兩種都做」:大部分資金放在類似神奇公式的分散組合,這是他的全職工作;另一部分被動持有少數他認為一生罕見的特許經營企業,例如 Google、Amazon、Microsoft,買進後長期放著。從特殊情境的集中下注到系統化組合,並不是前後互相取消,而是把方法和可承受的風險配對。
好夥伴的作用:不是附和,而是否決
策略之外,葛林布雷把人的品質視為長期優勢。他帶哥大學生見巴菲特時,發現自己「原來這麼害羞」;巴菲特請全班吃飯,還把胖錢包遞給他們拍照。最令他震撼的不是投資技巧,而是「世上最成功、最受敬仰的人之一,卻還是這麼謙卑大方」。
葛林也談到 Charlie Munger(查理・芒格,1924–2023):這位擔任波克夏副董事長數十年、以直率、博學和「不容傻瓜」聞名的投資人,九十多歲且身體欠佳時,仍會在演講後再花兩小時,回答那些「飛了三千英里來見他的怪咖」的問題。那份慷慨與愛,比任何一句格言更令人難忘。
葛林布雷最重要的工作夥伴是 Rob Goldstein(羅伯・戈德斯坦)。羅伯 1989 年加入,比他小約八歲,後來成為高譚共同投資長。葛林借芒格形容自身角色的稱號「可惡的否決者」(the abominable no man,與 abominable snowman 雙關)來形容羅伯:不論葛林布雷拿來多好的點子,在羅伯親自做完功課前都毫無份量。他們只為找真相,可以冷酷地互相否決而不怕傷感情;羅伯大多數時候會說不。犯錯時也不互相甩鍋:「犯的錯都是兩個人的錯,因為我們只做兩人都同意的事。」
這種安排對抗的是成功者陷阱:頂尖投資人大多數時候都對,久而久之便不再聽人說話;身邊若沒有人提醒「你忘了這件事」或直說「你其實沒穿衣服」,就可能犯下旁觀者一眼能見的錯。
如何認出散落在人群中的獨立思考者
葛林布雷早年看中並支持 Michael Burry(麥可・貝瑞,後因放空次貸、成為《大賣空》主角)與 Norbert Lou(諾伯特・盧,一位低調的價值投資人,後創辦 Punch Card Capital)。他不是只靠模糊的「感覺」,而是閱讀分析時出現心智合流:他才想到「那這個呢?」,下一段對方就回答;再想到另一個問題,下一段又處理了。「他們的思考方式跟我太一致了,我立刻就知道。」
Value Investors Club(價值投資人俱樂部)也來自同一發現。1999 年,葛林布雷與合夥人 John Petry(約翰・佩特里)自認是少數看懂某檔複雜股票的人:市價 12,帳上卻有 24 的現金,還附一門好生意。佩特里在 Yahoo 股票留言板發現另一個人也算出來了,而對方當時在超市熟食櫃台後工作。這讓他們意識到,才華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俱樂部因此不收錢,入會者要交出一份能得「A+」的投資分析;錄取一度「比進哈佛還難」。熟食櫃台後的那個人,後來也成為業界分析師。這種機制不是用履歷篩人,而是讓推理本身成為門票。
把可複製性移到教育
葛林布雷與佩特里共同創辦成功學院(紐約市規模最大的特許學校網絡,主要服務弱勢社區的孩子)時,承認自己不是教育專家,卻刻意用做生意的方式拆問題:一次性辦出好學校不難,只要找到頂尖教師並給足資源;真正難的是規模化。若系統只能依賴前 1% 的天才老師,很快就會把人才用完。問題應改寫成:能否給普通老師一套模式,使他也能變得很棒?葛林的兒子亨利在成功學院擔任英文老師,所以談到這個網絡時,他自稱握有「內線消息」。
他們聘請被葛林布雷稱為「我見過最聰明的女性之一」的 Eva Moskowitz(伊娃・莫斯科維茨,前紐約市議員、成功學院創辦人兼執行長)設計可複製的原型。葛林布雷問的不是新校投入了什麼,而是:新開的學校比第一間進步多少?多數學校衡量老師經驗或採用的課程等投入,他們只看孩子是否真的在學。葛林布雷說:
“Our profits are kids learning at a high rate and at a good level.”
我們的利潤,就是孩子們以高速度、高水準地學習。
這個網絡已成長到約 47 所學校、2.3 萬名學生;學生多為符合免費/減價午餐資格、家境清寒的少數族裔孩子,標準化測驗成績卻勝過紐約最富裕學區的孩子。這是「衡量產出而非投入」最具體的例子,也把投資裡的可測量、可複製、可規模化帶進公共問題。
但這個方法有明確爭議和邊界。葛林布雷批評:「我們有一套蘇聯式的學校系統。」 他意指公立教育像計畫經濟般僵化、缺乏競爭且難改革;成功學院顯示大量潛能被浪費,他卻不樂觀於既有體制能複製成功。另一方面,他也承認 Moskowitz 是「唯一不可複製的部分」。
大學之外的鏈條末端
葛林布雷借 Mark Spitznagel(馬克・斯皮茲納格爾,Universa Investments 創辦人、塔雷伯的合夥人,以尾部風險避險聞名)的「迂迴」(roundabout)概念,主張有時繞道反而更快達標。他提出另類認證(alternative certification):大城市每 11 個弱勢孩子只有 1 個上大學,其餘 10 個怎麼辦?如果企業願意依考試與認證聘人,鏈條末端先出現「買家」,底下便可能長出完整訓練生態,讓有能力但不走大學路的孩子獲得另一條路。
投資的意義,以及找到自己會跳著舞去做的事
葛林引述早期量化投資先驅 Edward Thorp(愛德華・索普,數學家,先以算牌法寫出《Beat the Dealer》打敗賭場,後來創辦史上最早的量化避險基金之一)的犬儒觀察:華爾街有太多人靠「從屍體上撕下更多生肉、只顧自己」取得優勢;但索普也說,這些人到生命盡頭回看,會發現自己做了完全錯的事,一切都是浪費。
葛林布雷不把投資說成救人的工作:「在某種意義上,我只是擅長給賽馬定賠率……這並不是在救人。」因此他刻意把自己的好運投入學校改革等真實問題,稱那是「我最自豪、也最好玩」的事。他又拒絕擺出比別人高尚的姿態:「我只是一路上都在做我覺得好玩的事,也一路走運。」
他在孩子年幼時退還外部資金,只管理自己的錢,理由不是討厭投資,而是不願讓熱愛變成失眠來源:「我何苦把一份我真心熱愛的事業,搞成一件讓我夜不能寐的事?」 對工作的理想,他借岳父的經驗表達:當癌症研究員的岳父說,自己就像巴菲特一樣,每天是跳著舞去上班的;葛林布雷覺得自己很早就找到了那種感覺。
「跳著舞去上班」是巴菲特用來形容純粹熱愛工作的說法。找到天命帶來的安全感,也解釋了葛林布雷面對失敗時為何不必長期自我鞭笞:未來仍在腦中,沒人能奪走。最後,他沒有叫孩子複製自己的職業:他要孩子找出自己真正擅長、又享受、又能成功的那件事,從沒叫他們去當投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