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開除到 8,000 億美元:Jamie Dimon 談 JPMorgan Chase 的 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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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Morgan Chase(摩根大通)怎麼成為市值超過 8,000 億美元的銀行?董事長兼執行長 Jamie Dimon(傑米・戴蒙)在這場對談最後給的答案不是單一祕方,而是一套讓銀行在最糟情境下仍留在場上、並在別人虛弱時有能力出手的系統。
Dimon 1998 年被自己的導師開除,到節目錄製的 2025 年仍在掌舵摩根大通。Acquired 的兩位主持人 Ben Gilbert 與 David Rosenthal 不只提問,也多次用歷史數據與反例追問他,例如:「你的誘因跟別人一樣,為什麼行為不一樣?」
被開除:淨值受損,自我價值沒有
Dimon 生於 1956 年。祖父是從希臘移民美國的股票經紀人,父親也是經紀人,金融是他的家學。1980 年代起,他追隨導師 Sandy Weill(桑迪・威爾);兩人離開美國運通後,以一連串併購把小公司擴成 Travelers Group,並於 1998 年與 Citicorp 合併為當時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團 Citigroup。就在花旗合併完成的 1998 年,Weill 親手開除了他。
事情發生在一個週日下午。當時 Dimon 是花旗集團總裁兼營運長,被普遍視為接班人。下午四點,他正在自家公寓招待 100 位校園招募的年輕人,Weill 與花旗共同執行長、原 Citicorp 掌門人 John Reed 打電話,要他提早到公司談事。到場後,兩人宣布三項人事變動:第一項令他莫名其妙;第二項把他管理的全球投資銀行交給別人,他認為這是蠢決定;第三項則是:「我們要你辭職。」
Dimon 只答「好」。董事會已投完票、新聞稿已寫好,管理團隊正在上樓,一切早已安排妥當。他等團隊到齊,逐一祝福他們「你們有機會打造一家偉大的公司」,然後回家。
三個女兒當時分別 14、12、10 歲。最小的問:「爸爸,我們要睡在街上嗎?」一直惦記大學的二女兒問:「我還能上大學嗎?」大女兒——節目錄製當晚也在觀眾席——則說:「太好了,既然你不需要了,手機可以給我嗎?」當晚約 50 名剛在辦公室見過的高管帶著威士忌到他家,像在自己的守靈夜喝酒。一位高個子好友進門,女兒問他是誰;他說「我為你爸爸工作」,女兒回:「現在不是了。」
Dimon 用一句話概括這次打擊:
“It was my net worth, not my self-worth that was involved.”
受損的是我的財產淨值,不是我的自我價值。
這句話不只描述他被導師公開逐出的心理狀態,也成為後來敢於全押 Bank One 的底色。
接下來 18 個月,他每天仍朝九晚五到曼哈頓辦公室,午餐在樓下的四季酒店,持續打電話、見人、思考下一步。他到西雅圖見正在替 Amazon 找總裁的 Jeff Bezos,兩人一拍即合並成為好友;但 Dimon 想像自己不再穿西裝、住在船屋上,覺得「這座橋跨得太遠了」。AIG 長期掌門人 Hank Greenberg 也來挖角,他心想,從強勢的 Weill 跳到同樣強勢的 Greenberg 手下,「我得先去檢查一下腦子」。Home Depot 早期金主 Ken Langone 與共同創辦人 Bernie Marcus、Arthur Blank 邀他掌舵,他在亞特蘭大的第一頓晚餐便坦白:「在你們打電話來之前,我這輩子沒進過 Home Depot。」幾家次貸公司也來電,他的答案是「絕對不行」;主持人提醒,這個選擇到 2008 年會形成鮮明伏筆。
他最後選了最不光鮮的 Bank One,理由是「金融服務是我的棲地(habitat)」,而且這個職位讓他當一把手,不必替不信任的人工作。
Bank One:先承認「我們很爛」,再取得併購資格
Bank One 總部在芝加哥,是由 Bank One、First Chicago、National Bank of Detroit 等多次合併拼成的中西部大型銀行,系統從未真正整合。2000 年 Dimon 接手這家問題銀行時,它的市值約 200 至 300 億美元;同期花旗約 2,000 億,量級近十倍。分析師 Mike Mayo 的報告甚至斷言:「連海克力斯(Hercules)也修不好它。」公司報表、處理與支付系統各行其是,品牌混亂、服務下滑、客戶流失、分行關閉;21 位董事中,11 人恨另外 10 人,暴露歷次合併留下的部落主義。
上任前,Dimon 掏出 6,000 萬美元、約一半身家買進 Bank One 股票,即使他也懷疑股價可能因併購傳聞偏高。他要讓員工與股東知道,這位外來 CEO 已百分之百押進來:「船沉我跟著沉,船浮我跟著浮」;每個決定因此應以公司的長期健康為準,而非短期操作。
兩個小動作先改變權力氣氛。公司準備讓他使用角落的董事長辦公室,他拒絕,要求坐在正中間,探頭就能看見大家。另一次,他端著咖啡走進鋪白色長毛地毯的高管會議室。團隊提醒:「Jamie,我們這裡不喝咖啡,原因很明顯。」他看看眾人與手上的杯子,回答「You do now」(現在開始喝了)。
真正的危機在帳本。Dimon 逐筆檢查後發現,這家中西部銀行持有的美國企業信用風險竟比花旗還多;資本與準備金不足,會計認列激進,帳上稱為利潤的項目實際在虧錢。他「有點恐慌」,於是調降估值、增提準備,向董事會全盤托出,並重塑風險與收入的關係。以中型企業放貸為例,每一美元收入原本 80 美分來自放貸利息、20 美分來自支付等其他收入;到與 JPMorgan 合併時,比例翻成 40 比 60。同一風險帶來更多非利息收入,才表示風險真正被定價。
他從外部挖來資深信貸主管 Linda Bannon。Bannon 問:能不能賣貸款、做對沖、動用 100 億美元處理帳上部位?Dimon 全部答應。資產負債表隨後縮減約 500 億美元。2001 年網路泡沫破裂後的衰退到來,Bank One 安然度過;主要地雷是 2002 年聲請破產保護的 United Airlines,它是 911 後航空業蕭條的受害者。Bank One 既是其大債主也是聯名信用卡夥伴,因債權轉股而短暫「等於擁有過它一陣子」。
外界原以為這位併購老手一上任就會買公司。Dimon 的回答卻是:
“We suck. We haven’t earned the right to run someone else’s company yet.”
我們自己都很爛,還沒賺到經營別人公司的資格。
他先用四年整頓帳本、砍風險、改誘因,等股價翻倍且執行能力得到驗證才談合併。這也延續了他與 Weill 的路線分歧:Dimon 在花旗主張瘦身、砍掉策略不相干的部分,Weill 則想繼續收購。同樣擅長併購,Weill 追求規模的加法,Dimon 要的是業務聚合的乘法。
CEO 的工作是設計誘因
主持人把問題推回 2006 年華爾街「Go go go」的氣氛:既然 Dimon 面對的資訊與外部誘因跟其他人相同,為何行為不同?Dimon 不接受前提,因為他已改掉公司內部誘因。
當時投行常與資深銀行家簽三年或五年的「側邊協議」(side deals),按個人或部門利潤分成。若證券化或房貸部門拿利潤池的 20%,槓桿已達 30 倍,負責人仍會把它推到 40 倍,因為等於直接把獎金提高 25%。Dimon 幾乎廢除所有側邊協議,拆掉「利潤池 × 槓桿」的組合,再加上風險管控,使高槓桿交易突然變得不賺錢;代價是一批人離職。
主持人因此把命題收得更準:同處一個體系、面對同樣的外部誘因,摩根大通改變了內部誘因。Dimon 回答「差不多是這樣」。誘因確實影響行為,但 CEO 的職責正是設計誘因;他也把責任延伸到員工:若發現獎酬計畫鼓勵錯誤行為,有責任告訴公司。這也解釋了摩根大通為何刻意消除「為單一交易付錢」的薪酬結構。
「不要爆掉」:把歷史最壞情境寫進資產負債表
Dimon 所稱的「堡壘資產負債表」(Fortress Balance Sheet),是高資本、高流動性、保守會計與真實利潤率的組合,目的不是不冒風險,而是在最糟情境下仍留在場上。他說,有風險意識不代表消滅風險,而是為風險正確定價,並理解所有可能的後果。
他的風險觀來自一部個人金融災難史。他在經紀人家庭長大,14 歲買第一支股票。1966、1968 年道瓊兩度觸及 1,000 點,1972 年又碰到 1,000 點;到 1974 年,石油危機與停滯性通膨使市場跌約 45%,「華爾街的禮車全消失了,餐廳一間間關門」。1982 年低點比 1968 年還低,只剩 800 點,等於股市原地踏步 14 年。1987 年黑色星期一單日暴跌 25%。1990 年,JPMorgan、花旗、Chase 與 Chemical(後來與 Chase 合併,是今日摩根大通的前身之一)等美國大銀行都被商業房地產虧損重創,市值大多只剩約 10 億美元,花旗約 30 億。其後還有 1997 年房地產風暴、2000 年網路泡沫與 2008 年金融海嘯。
他剛讀完《紐約時報》財經記者、金融危機紀實《大到不能倒》作者 Andrew Ross Sorkin 寄來、討論 1929 年大崩盤的新書。1929 年後,股市第一年跌 20%、隔年跌 30%、再隔年跌 20%,最深跌 90%。他的結論是,歷史真的會押韻(History does rhyme):槓桿太多、風險太高,人人都覺得前景大好,沒人相信會跌得很深。
這套歷史觀落到三條紀律。
第一,壓力測試用「史上最糟」,不是看似合理的情境。Dimon 剛到 JPMorgan 時,高收益債壓力測試只假設信用利差擴大 40%,例如從 400 個基點增至 560 個基點,也就是從 4% 到 5.6%。他改用歷史最糟的 17%,即 1,700 個基點。團隊認為市場成熟後不會重演;2008 年利差卻衝到 20%,甚至根本沒有市場可賣債券。摩根大通每週自行做約 100 次壓力測試,模擬肥尾同時發生:市場跌 50%、利率升至 8%、信用利差回到歷史最糟。重點不是精準預測引信,而是確認結果再差仍能生存。Dimon 說,這樣做成績當然會差一點,但人還在場上。
第二,槓桿與激進會計是金融業的兩大死因。2007 年前,大型投資銀行的槓桿從約 12 倍膨脹到 35 倍,許多銀行甚至在 30 倍上下。壞放款一時看來是漂亮營收,卻會在日後殺死公司。Dimon 對會計規則的警語是:
“You can drive a truck through accounting rules.”
會計規則的漏洞大到可以開卡車穿過去。
這句話同時連起 Bank One 的激進認列、2008 年的槓桿美化,以及日後 SVB 用持有至到期分類掩蓋利率損失。合規不等於安全。
第三,信心是金融業看不見的資產負債表。金融公司一虧損便上頭條,存款人失去信任後就可能擠兌,2023 年 SVB 與地區銀行危機是最近的例子。
這套保守主義確有代價。主持人問好年頭是否賺得較少,Dimon 承認「對,少一點」;但 2008、2009 年,許多採 30 倍槓桿的銀行破產,摩根大通仍在。生存不是消極結果,而是危機中能收購與持續投資的前提。
合併與護城河:業務聚合、執行力、價格
Dimon 在 2000 年接手 Bank One 時,已認為 JPMorgan 是合理合併對象;但老牌投行 J.P. Morgan & Co. 與商業銀行 Chase Manhattan 當年先合併成 JPMorgan Chase,市值 800 至 900 億美元,而 Bank One 僅約 250 億,他以為機會消失。四年後,Bank One 股價翻倍,Dimon 與 JPMorgan Chase 董事長兼執行長 Bill Harrison 也已密談一年半,交易終於成形。2004 年,Dimon 帶著 Bank One 與 JPMorgan Chase 合併,此後一直掌舵。
條款極不尋常:Bank One 股東取得溢價與合併後公司 42% 股權;JPMorgan 保留名字與紐約總部。若要阻止 Dimon 在 18 個月後接任 CEO,需 75% 董事投票反對;董事會由雙方各 8 席、8 對 8,實際上鎖定了接班。結果雙方都遭股東提告:JPMorgan 股東說「為買一個 CEO 付太多」,Dimon 一方則被告「拿太少」。他笑稱這類官司怎樣都輸,但結果證明交易可行。
JPMorgan 是他口中的「Tiffany 級名字」,他卻在交易中把品牌估值設為零。主持人追問金字招牌難道不是重要資產,Dimon 的併購順序仍是:先看業務邏輯與互補、再看執行能力,最後才看價格。消費銀行、信用卡、投行、財管若不能互補,管理層互鬥、系統不能整合,品牌本身沒有多大意義。這不是否認品牌,而是拒絕讓敘事取代業務與執行。
Dimon 將摩根大通描述成「跟社區銀行做一樣的事,只是多了全球投資銀行」:社區銀行同時認識客戶的企業帳戶、個人帳戶與信託需求,CRM 就在員工腦中。大型銀行的優勢則在於業務互相餵養——中型企業客戶使用投行產品、消費客戶使用外匯、投行又支持支付。
Dimon 說他不喜歡「嗜好型」業務(hobbies):不符合整體策略的業務就砍掉。花旗曾把不相搭的消費金融、壽險,甚至卡車租賃公司放進同一集團,複雜到沒人理解各部門風險,後來也逐一出清。
截至 2025 年,摩根大通是現任華爾街大型銀行中由同一 CEO 掌舵最久者,是最接近兆元科技巨頭的銀行,市值超過第二名同業兩倍以上,也是主持人口中密西西比河以東、撇開西岸科技巨頭後最有價值的公司。主持人引用的同業比較還顯示,摩根大通每一美元營收比同業多留約 15 美分利潤。Dimon 把效率優勢歸因於反週期持續投資:公司隨時可砍數十億行銷、停開分行,讓次年省 10 億、當期利潤率上升;但成長會下降,長期利潤率反而更差。他看的是穿越週期的真實經濟效益,不是當期會計數字。
Dimon 形容市場像手風琴(accordions),一縮一放。市場必然收縮,因此在別人虛弱時保持強壯,才有能力買到想要的資產;這是可準備的策略,不只是危機中的運氣。
文化上,Dimon 以運動隊為標準:一支全是混蛋的球隊幾乎不可能偉大;擁有七座超級盃冠軍的 Tom Brady 每天訓練都全力以赴。公司也應在乎警衛與接待員,不只在乎拍胸脯的大牌銀行家。他說,商業與運動的差別是,商業裡可以整天唬爛、編故事;在球場上,一切都攤在眼前。
可驗證的表現,是他抵抗大組織用敘事代替現實的方法。
三次危機收購,以及政府信任的裂痕
Dimon 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中被視為美國金融體系的「大穩定器」。那一年摩根大通先後收購貝爾斯登與 WaMu,之後卻因這兩家機構遺留的房貸問題被政府求償;第三次危機收購則是 2023 年的 First Republic。
貝爾斯登:每股 2 美元神話背後的真實成本
Bear Stearns(貝爾斯登)當時是華爾街第五大投資銀行。2008 年 3 月,Dimon 生日當晚正與家人在曼哈頓 47 街、父母最喜愛的希臘餐廳 Avra 用餐。Bear Stearns CEO Alan Schwartz 來電:「Jamie,我在亞洲開盤前需要 300 億美元。」貝爾斯登股價當日收 57 美元,數月前仍是 150 美元,市場信心正在快速消失。Dimon 問他是否已聯絡財政部長 Hank Paulson 與紐約聯準銀行總裁 Tim Geithner,隨後吃一口飯、告別家人、回辦公室;當晚約 100 人穿好衣服趕回加班。
JPMorgan 無法直接借出 300 億美元,Fed 依法也不能直接貸給投資銀行;最後的技術安排是 Fed 貸給 JPMorgan,再由 JPMorgan 以貝爾斯登擔保品轉手放款,形成一天期貸款,把公司撐到週末。數千人隨後用兩三天檢查每筆貸款、資產、衍生品、訴訟乃至 HR 政策,週日晚以每股 2 美元達成收購;一週後為安撫貝爾斯登股東與員工,價格提高到 10 美元。
低價收購不是免費午餐。摩根大通接手 3,000 億美元資產,將貝爾斯登 120 億美元有形帳面價值全數沖銷,用於清算貸款、對沖、遣散與訴訟。Dimon 說,他們約花 10 億美元買下一家不久前價值 200 億的公司;貝爾斯登原總部大樓帳面值也約 10 億,等於免費附送,後來成為摩根大通總部。主持人引用外部估計,含後續清理的總成本達 150 至 200 億美元。因此,「每股 2 美元買下貝爾斯登」掩蓋了危機收購的真實代價。
政府求償:投降、戒心與仍會出手的義務
收購後,政府就貝爾斯登與 WaMu 遺留的房貸問題向摩根大通求償。Dimon 說,求償內容有 80% 與這兩家被收購機構有關,並非摩根大通原有業務;最終以 50 億美元和解。他認為前一屆政府談妥、甚至白紙黑字的條件,被下一屆政府推翻;若發生在公司之間,會構成 tortious interference(故意破壞他人契約關係的侵權行為)。
Dimon 去見歐巴馬政府的司法部長 Eric Holder。對方以為他會拍桌抗爭,Dimon 卻說:
“Eric, I am here to surrender. I cannot fight and I cannot win agains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Eric,我是來投降的。面對聯邦政府,我打不了也贏不了。
他補充,一紙刑事起訴便可能弄沉公司,他不願讓公司與國家承擔後果;但投降前仍把收購 WaMu 與貝爾斯登的來龍去脈說完。Holder 表示會納入考量,卻始終沒有提供求償帳目明細;Dimon 最後只能說,不知道款項如何算出,事已至此,只能往前走。
他一度斷言,貝爾斯登式救援「我不會再做一次」,也不再信任政府。主持人先指出四年一換的政府可能不認前朝承諾,再反問:這筆帳面上的壞交易是否替摩根大通買到無可比擬的聲譽?今天 8,000 億美元的價值,有一部分正來自那個週末建立的信任。
Dimon 因而承認更複雜的立場:
“If they called me again and said we need your help to save our credit, of course. I’m a patriot that way. I would just try to come up with some ways to avoid the punishment by the next president.”
如果他們再來電,說需要我幫忙拯救國家信用,我當然會去;我在這方面是個愛國者。我只是會想辦法避開下一任總統的懲罰。
主持人接著打趣,應比照當年合併條款,規定國會須有 75% 票數才能起訴。這裡不是單純的立場逆轉,而是愛國義務與制度不信任並存:仍願意救援,但要求能抵禦政權更替的機制。
WaMu:折價收購後仍增資
WaMu 是當時全美最大的儲蓄機構。雷曼兄弟破產一週後的 2008 年 9 月,當多數董事會連收購案都不敢碰時,摩根大通買下 WaMu 的 2,300 家分行,進入加州、內華達、喬治亞與佛州等成長州。團隊早已反覆研究其房貸帳本,因此以低於有形帳面價值 300 億美元的折價收購;債務留在原公司殼內由監管機構處理。300 億約等於預期房貸損失,等於取得一家相對乾淨的公司。
即使自認不需要,Dimon 仍在兩天後、金融危機最黑暗時向市場增發 110 億美元股票,因為事情可能更糟,他不願缺少資本與流動性。這筆募資仰賴長期累積的股東信任與執行紀錄:貝爾斯登收購隔天,已有 5 萬人開始整合兩家公司合計 5,000 套應用系統;WaMu 全部系統在九個月內整合完成。與貝爾斯登相比,WaMu 才是主持人與 Dimon 共同還原出的教科書式好收購。
2023 年銀行危機:集中化存款與被會計遮住的利率風險
Silicon Valley Bank(SVB)是服務新創與創投的加州銀行,2023 年 3 月倒閉,為美國史上第二大銀行倒閉案,也引爆 First Republic 危機。Dimon 認為,核心問題並非媒體強調的「未保險存款」——超過美國存款保險 25 萬美元上限的部分——而是集中化存款:數百、也許上千家創投同時要求投資的新創撤資,使 SVB 約 2,000 億美元存款在一天內流出 1,000 億。
另外三個問題是流動性不足、擔保品未預先押給 Fed 而無法及時取得緊急資金,以及被 Held to Maturity(持有至到期,HTM)分類掩蓋的利率風險;這種會計分類允許銀行不按市價評估債券。帳面淨值若是 100,按市價計算只剩 50。Dimon 也把部分責任指向監管者:監管機構曾說利率會長期維持低檔,銀行因而囤積殖利率 3% 的長天期房貸資產;利率升至 5% 後,資產市價可能只剩五、六折。
First Republic 是舊金山、專攻高淨值客戶的銀行,2023 年 5 月被接管。Dimon 在它倒閉前已致電財政部長、前 Fed 主席 Janet Yellen,說這家公司和另外一兩家有麻煩,若政府需要,摩根大通可以評估收購以消除問題。官方等得太久,公司變成「慢慢融化的冰塊」。摩根大通收購後,幾天內便對沖所有曝險,新聞也隨即消失。
收購並非只把輸家的人全部換掉。摩根大通吸收 First Republic 服務高淨值客戶的單一窗口與禮賓式方法,在曼哈頓麥迪遜大道設立 J.P. Morgan Financial Center。JPMorgan 品牌傳統上只用於投行、私人銀行等機構端業務,這是首次用在消費端分行;目前約 20 家,若模式成功,Dimon 設想 20 年後開到 300 家。SVB 倒閉後,摩根大通也在 Palo Alto 建園區,聘用 500 名「創新銀行家」服務創投生態系。他坦白:「我們還沒他們當年那麼好,但我們會到。」
下一個風險:私募信貸未必是 2008,但成長與隱性槓桿仍值得怕
私募信貸的規模近年增至約 2 兆美元。主持人沿著 Dimon 的歷史模型追問:金融事故經常來自未經完整週期考驗的新產品——從 1929 年股票融資、選擇權、股權衍生品與房貸,到由美國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 Ginnie Mae 擔保、具有政府全額信用背書的房貸證券,2007 年 8 月量化基金同步巨虧,以及槓桿貸款——那麼私募信貸是否會成為下一個 2008?
Dimon 認為它不太可能造成系統性危機,理由是規模與槓桿不同:私募信貸約 2 兆美元;房貸危機時市場約 9 兆美元,並在高槓桿銀行體系中虧掉約 1 兆。私募信貸中有真正懂行的經理人,客戶也喜歡產品;基金投資人的資金通常鎖定,不像銀行存款可立即擠兌。
但這不是全盤否認風險。他警告「成長太快本身就是問題」,市場裡有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可能暗藏看不見的槓桿;某天可能有東西出問題,只是不至於拖垮整個體系。這個回答延續他的做法:不猜唯一引信,而是逐項檢查槓桿、會計、流動性與集中度。
他更擔心兩件事。第一是美國股市整體的資產價格:若本益比是 15 而不是 23,風險會小得多;23 倍意味上檔有限、下檔很深,且明顯高於約 15 至 16 倍的歷史均值。第二是網路安全,這是他心中最大的風險。摩根大通每年花約 8 億美元防禦,但他認為美國電網、通訊、水利甚至部分軍事設施,在可能涉及網路戰的衝突下仍遠遠不到位;中國很擅長,俄羅斯也很強,但後者較偏犯罪活動。
Dimon 為何還在
Dimon 最後把人生排序為家庭、國家,再到使命(purpose)。他不打高爾夫;嗜好是家人、旅行、烤肉、紅酒、威士忌、健行與歷史,並說「歷史是最偉大的老師」。當主持人問,是否只有一個職位——暗指美國總統,也呼應多年來外界對他參政的猜測——能比現職帶來更大影響,他罕見地直接答:「以現在來說,對。」在那之前,他會繼續工作:「我不會坐著轉大拇指、聞花香。」
摩根大通的領先因此不能縮成一個祕方。業務互相餵養、穿越週期投資、按歷史最壞情境做壓力測試、消除扭曲誘因,以及「不要爆掉」累積的信任,共同形成系統;每一美元營收多留 15 美分,只是這套系統在財報上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