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

三萬天、信任與誠信資本主義

講者
Chris Davis
原片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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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時間
約 22 分鐘
本文有 7 個章節

在巴菲特與蒙格身邊這些年,三代價值投資人 Chris Davis 對怎麼安排一生、怎麼待人、怎麼守住一家公司的文化,學到了什麼?他的回答是:把人生當成三個一萬天來安排,把信任看成商業上巨大的效率來源,並且把人生與公司設計成弱點傷不到自己的樣子;波克夏在他眼中,就是這套價值觀變成制度的範本。

Davis 是 Davis Advisors(達維斯顧問)董事長,也是波克夏海瑟威董事。提問的 William Green 是《Richer, Wiser, Happier》(中譯《更富有、更睿智、更快樂》)的作者與同名 Podcast 主持人,這一集他想問出的是 Davis 的人生操作系統。

三個一萬天:探索、深耕,再度開闊

Davis 不太慶生。他發現生日的里程碑都綁在「10、20、30、40」這些十進位的整數上,但人生其實不在那些隨機的十年轉彎。

這個念頭來自他當會計的一段往事。當年他在 State Street(道富銀行,美國的資產託管與基金服務公司)當會計,最爛的工作之一是計算貨幣市場與債券基金的每日淨值,得逐日累計利息。當時 Lotus 1-2-3(八〇年代 IBM PC 上的試算表軟體,Excel 的前輩)剛問世,他寫了個小程式來算債券利息、數日子,測試時隨手輸入自己的生日,螢幕跳出:他當時約九千五百天大。「三萬天」的概念就從這裡萌芽。

他的說法是,人約有三萬個真正高產的日子,而人生在「一萬天」的刻度上才切得自然:

  • 第一個一萬天(到約 27、28 歲)是「向外鋪開」(going wide)的探索期:實驗、嘗新、新地方、新職業、新朋友、新城鎮。
  • 第二個一萬天(約 28 到 55、56 歲)是「向下深掘」(going deep)的執行與築碑期:婚姻、家庭、志業、同事帶來深度關係,你蓋起人生的紀念碑,也就是家庭、孩子、專業。
  • 第三個一萬天(55、56 歲之後),孩子長大離家,事業塵埃落定,一塊巨石從許多人肩上卸下。Davis 認為這正是人們到五、六、七十歲反而更快樂的原因:你可以再度「向外鋪開」,有了視角,少了日常的急迫。

Davis 認為,許多人三十多歲不快樂,是因為哀悼逝去的青春(「以前我什麼都能做,現在被綁死了」)。帶著這套框架,就會把「能夠如此深掘、如此專注」視為一種特權,欣然迎接。後面所有關於「為晚年做準備」的談話,都建立在這個探索、深掘、再開闊的三段時間框架上。

由此延伸出「以終為始」的活法。兩人都認同,寫下自己的訃聞或想像自己的葬禮,再逆向倒推人生該有哪些輸入,是極有用的練習。Green 引的是巴菲特與英國深度價值投資人 Nick Sleep 的「終點分析」;Davis 引的是橋水基金創辦人 Ray Dalio 的觀點:後段人生的任務,是讓下一代在沒有你時也能安好。

至於晚年怎麼過,Davis 從祖母 Catherine、巴菲特、蒙格,以及八十六歲還在滑雪的父親 Shelby M.C. Davis 身上歸納出三個守則:保持好奇、抵抗悲觀、不斷結交新朋友。另外附一條規矩:「每天只准一次器官演奏會」(organ recital,英文俗語,戲指老人聚在一起輪流抱怨哪個器官出毛病),意思是別老談身體哪裡壞了。

信任為什麼是一種效率

投資圈裡,重視關係的人是少數

Davis 先潑冷水:在投資這行,珍視關係的人其實是極小眾。要當成功的投資人,你得在每筆投資上相信「我對、多數人錯」,這需要某種傲慢,或極強的紀律,去對抗讓人類成為群居動物的社會訊號。再加上驅力極強的工作倫理、對他人眼光的漠視、對金錢的渴望,「把這份配方加總起來,平均不會煉出熱心公益、適應良好的好公民。」他說蒙格曾對他講過,有一大群靠投資或投機致富的人,「在這世上連一個真朋友都沒有,而且活該如此」。Davis 的哥哥少年時還有件 T 恤,上面寫著「死時擁有最多的人贏」。有人真的這樣活,還能通過測謊機說自己很快樂。

那為何巴菲特、蒙格這個圈子如此重視關係?Davis 的解釋是「價值觀」(他說是大寫 V 的 Values,指深層、根本的價值信念)與「長時間維度」的交會。把眼光拉到極長,你會親眼看見一個人能造成的差別有多驚人,對公司、對世界、對任何處境都是如此。於是你對人類生出一種近乎敬畏的高評價,同時又保有獨立思考、願受問責的價值系統。

合作與信任才是人類的超能力

Davis 痛批他所謂的「蒼蠅王假設」。《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是英國作家威廉·高汀的小說,一群流落荒島的少年最終墮入野蠻、自相殘殺,常被拿來佐證「人性本惡」。Davis 反駁:以為人類困在荒島最終會互相殘殺,「其實毫無證據,證據恰恰相反」。他說「適者生存」是對深刻真理最嚴重的誤傳之一。人類在任何單一維度都不是最強的,「超能力不在個體層次,而在合作層次、在語言、在信任。」若不能合作,人類至今仍漂在食物鏈中段。

信任的價值怎麼量化?他拿比特幣做反向的思想實驗。所謂「無信任網路」,是用技術造一套不需信任的交易系統;那麼,要燒掉多少碳、發多少電,才能複製出信任的替代品?在他看來,比特幣正好示範了替代信任要消耗多少能量,這個耗能反過來說明了信任本身的效率有多高。

對照組是活在一張「贏得的信任之網」裡的日常。他公司的老交易員每天電話下單動輒數十億,每年總有人把零打錯、聽錯、講錯,而對方往往一句「沒事,我們一起喬一下」就把錯誤化解了。放到波克夏的規模上看,這種效率更驚人。想想一筆交易的盡職調查、投行與顧問費用,「那都是因為沒有信任才付的錢」,而結果並沒有更好;反過來說,波克夏省下的盡調出差、投行、審計,「也不會帶來更高報酬或避免詐欺」。信任最後成了一種超能力。

是德行有效,還是這群人本來就聰明

Green 帶著嚮往提出一個疑問。他是英國出身的資深財經記者,曾為《時代》《富比士》等撰稿,訪談過巴菲特、蒙格,以及一整代投資人,包括曾連續十五年擊敗大盤的基金經理人 Bill Miller、Southeastern(南方資產管理)創辦人 Mason Hawkins、把機率論用在賭場與華爾街的數學家 Ed Thorp,還有 Nick Sleep 與 Ray Dalio,擅長從這些人身上挖掘「如何過好一生」的智慧。他說自己花了很久才意識到,世人總教你「做任何行業都得有尖銳的手肘」(用力推擠別人、不擇手段),投資業更是割喉戰;但蒙格、Tom Gaynor(Markel 保險集團執行長,被稱為「小巴菲特」的價值投資人)這些人,玩的卻是一套非零和的遊戲。蒙格說「要有好夥伴,就先做個好夥伴;要有好配偶,先配得上一個」,Gaynor 說「先伸出信任,再看對方是否回報」。Green 問:「他們找到了一套不同的作業系統,還是我在自欺?」

Davis 不同意這個推論的樣本:「麻煩在於你討論的是一個高度相關的群體。」這不是隨機分布,他們全都深受巴菲特與蒙格影響,像波浪一圈圈擴散出去。他舉 Bill Ruane(紅杉基金 Sequoia Fund 創辦人,巴菲特的摯友與門生)為例。Ruane 說過:「我知道巴菲特智商比我高七十分,但知道這點反而幫我做好決策,因為我不騙自己」,於是把報酬大幅「外包」給巴菲特,也就是長期重押波克夏、跟隨巴菲特的判斷。

Green 讓了一步:「或許他們只是聰明到怎樣都會成功。」Davis 接著說,這並不否定信任的真實力量:蒼蠅王假設毫無根據,合作與信任才是人類的超能力,信任在商業上是巨大的效率來源。「就算我不信『善』這種形而上的東西,純粹當個唯利是圖的人,也該認出活在信任之網裡的威力。」

蒙格與巴菲特:誰才是軟心腸

Green 在奧馬哈觀察到一個悖論,拿來問 Davis。股東大會上有人問了個蠢問題,蒙格當場毫不掩飾地斥為蠢問題;巴菲特卻巧妙地「把問題注入了它本不存在的尊嚴」,轉化成對別人有用的教學。Green 原以為蒙格冷、巴菲特暖。

Davis 把這個直覺反過來:蒙格才是軟心腸,儘管看不出來;巴菲特則是「研究過卡內基、處理速度超高的聰明機器」,能精準勾選所有得體的方框。卡內基(Dale Carnegie)是二十世紀初人際關係與溝通課程的開創者,《如何贏得朋友與影響他人》的作者。這也對得上蒙格談「除掉毒人」時的那段對話:巴菲特插一句「但要圓融地做」,蒙格回「我不介意一點圓融,但就是把他們趕出你的生活」。兩人在待人上既互補,又各有極端。

善待他人,以及何時與朋友做生意

Davis 待人的哲學有個源頭。他大學在蘇格蘭聖安德魯斯讀神學與哲學,所以談話裡常引神學與哲學典故;那裡的導師曾手抄一段紐曼樞機(Cardinal Newman,即約翰·亨利·紐曼,十九世紀英國教育家與神學家)的話送給他:

“It is almost a definition of a gentleman to say that he is one who never inflicts pain… He is tender towards the bashful, gentle towards the distant, and merciful towards the absurd.”

紳士的定義,幾乎就是一個從不施加痛苦的人……他對羞怯者溫柔,對疏遠者和善,對荒謬者寬容。

這段話與巴菲特「為蠢問題注入尊嚴」、卡內基「贏影響力而非贏爭論」是同一條線:善待他人本身就是一種能力。

Davis 給子女的實用建言,則把信任之網變成一條人生時間表:

“Before you’re 35, never do business with friends. After you’re 35, only do business with friends.”

35 歲之前,絕不和朋友做生意;35 歲之後,只和朋友做生意。

理由是年輕時大家都還在摸索,洞察、智慧與互信要累積到一定階段,朋友才會凝聚成真正的事業夥伴。

Green 則引巴菲特的話,把善待他人放到生命終局的尺度上,回到前面以訃聞逆推人生的練習。巴菲特說,他從沒見過一個本質善良的人死時沒有朋友;談到大都會傳播的 Tom Murphy,他說五十年來沒見 Murphy 做過一件不仁慈的事,因為 Murphy 根本看不出有那個必要。

Davis 推崇波克夏,也是把它當成「行善而後行得通」的人格證據。

圍繞弱點建構人生

這是 Davis 給出最具操作性的人生模型,他用一則高爾夫故事說明。老虎伍茲打第一次英國公開賽前,球技最弱的一環是沙坑救球,偏偏那屆球場以「像被砲彈炸出來的」又深又陡的沙坑聞名。媒體拚命追問他有沒有苦練沙坑,練習賽時也緊盯著看。伍茲卻說沒有,他在練開球和低號鐵桿:

“I’m working on my drives and my low irons… because I don’t want to go in the sand.”

我在練開球和低號鐵桿……因為我根本不想掉進沙坑。

結果他打完整場英國公開賽,一次沙坑都沒進過。Davis 從中得到的結論是:能辨識弱點固然好,盡量減輕它、別讓它要你的命也對;但最高境界,是把人生設計成你根本碰不到它。

他把這套用回巴菲特與蒙格身上。

蒙格的弱點是直率,若當財星五百強的 CEO 必然碰壁。組織從一個排擴大到一個旅(軍事比喻,排約數十人、旅達數千人),總有一個臨界點,你再也無法直接溝通,必須用故事,必須讓自己變成某種「替身」。蒙格於是把人生安排成性格特質不致拖累自己的樣子:當投資人與副手,而不是帶領龐大組織的執行長。

巴菲特的軟肋在另一頭。他是頂級溝通者、散發溫暖,但「極難做出開除、替換他人這種硬決定」。所以他把自己設計成一個幾乎不需要做這類決定的 CEO:波克夏採極度放權的控股模式,子公司執行長各自為政。

Davis 自承也用同一招對付自己。他在協商型交易上一塌糊塗,因為他無法直視別人的眼睛說謊。私人房地產交易他屢屢被坑,例如買了公寓才發現賣方謊稱壁爐能用,覺得自己像傻瓜。股票則不同:在公開市場買股票,價格由市場決定,不必跟賣方討價還價。「我把這視為自己的弱點,而非優點,但我把人生結構成讓這個弱點傷不了我。」同樣的道理,他認為放空是最糟的活法:你得把每個清醒的時刻都泡在那個有毒、欺騙、說謊的對象身上,沒辦法把毒人趕出生命。

人能不能改變自己

自我提升不是操弄

人到底能不能改變自己?Davis 與 Green 一致認為,當代瀰漫一股對「自我提升」的犬儒,彷彿讀本書改善自己就「不夠真實」,彷彿卡內基的《如何贏得朋友與影響他人》只是操弄術。兩人都反對這種讀法,但切入的路不同。

Davis 從哲學史切入。他引亞里斯多德的話,說美德是一種習慣,是我們所做之事,主張人能透過練習讓自己更有德。

巴菲特至今把卡內基課程的結業證書掛在辦公室。富蘭克林也是同道,他在自傳裡記述自己用清單逐項修煉十三種美德。富蘭克林還觀察到,那些「贏了爭論卻贏不到影響力與善意」的人,往往在勝論的過程中羞辱了對方,於是顯得聰明,卻多了個敵人,反而害了自己。Davis 另外引了 UCLA 籃球教練 John Wooden(帶隊拿下十座 NCAA 冠軍)的名言:「除非學生學會了,否則你沒教過。」在他看來,可塑性與能動性是文明的根基,抽走它「極具破壞性」。

他借電影《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講兩位英國短跑選手征戰 1924 年奧運的真實故事,1981 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的一幕來說明這種犬儒從何而來。老派的劍橋校長嫌片中的猶太裔短跑選手 Harold Abrahams 用科學訓練法、請職業教練太「商業」,Abrahams 回敬:「你們欣賞我的成就,卻要我以神的毫不費力去達成。」Davis 說,這正是他在英國住五年觀察到的心態:問人「你做什麼工作」幾乎是冒犯。美國的精神不同,這種精神也見於十九世紀末興起的中產階級,以及 Chautauqua 運動(巡迴全美鄉鎮、結合講座與成人教育的自我提升風潮):「自我提升是你能著手去做的事,就像價值投資人從股票代號的字母 A 開頭那檔開始翻起——你從『如何改善自己』開始:列清單、把你敬佩的人的照片掛在身邊、找榜樣。」

Green 從個人經驗切入,給了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羅馬皇帝馬可·奧理略的《沉思錄》。這本不為出版而寫的私人札記,第一章開頭就點名約十七個人,逐一列舉他想從每個人身上「複製」的品質。Green 說:「這位偉大思想家在有意識地克隆別人。」

第二個是他自己的羞愧。二十出頭剛到紐約發展、焦慮失眠時,他買了卡內基的另一本書《如何停止憂慮、開創人生》。明明剛拿到牛津大學 Oriel College 的英國文學學位、是「終極知識勢利眼」,他卻把這本廉價平裝書藏在書架其他書的後面,因為書名「太俗氣」。但書裡林肯桌上那塊只寫「今天」的牌子,還有兩三千年前以梵文寫成的迦梨陀娑(Kalidasa,古印度梵文詩人與劇作家)詩句,都讓他深受幫助。「我希望聽眾因為我承認這份羞愧,而去買那本書、真正受益。」

Green 還追加一個更尖的論點:你甚至可以追出一條「卡內基血脈」。當代暢銷非虛構作家如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引爆趨勢》《異數》作者)、Daniel Pink(《動機,單純的力量》作者)、David Epstein(《跨能致勝》作者),乃至 Green 自己,有意無意都欠卡內基一筆債:訪談人物、講優雅的故事、煉出金句的寫法,都從他那裡來。兩人合起來,是把「自我提升」從俗氣的勵志重新定位為一條被低估的文明傳承。

Green 再引梭羅(《湖濱散記》作者、超驗主義思想家),把這個命題落回個人經驗:梭羅說,他不知道還有什麼事實,比人能透過有意識的努力改造自己更令人振奮。

Green 在 55 歲回望,自承真的改變了自己焦慮與憂鬱的「線路」。Davis 把可塑性視為禮物:人能透過有意識的努力改變自己的線路,而且這不只是該不該相信的問題,「即使不真,讓人相信也是好的;但它確實是真的。」

被抽走的能動性

Davis 把這股犬儒風氣連到一個他認為更危險的命題:「你的命運由你無法控制的環境決定」,身分、性別、種族、被操弄的系統等等。這套敘事抽走了人的能動性(agency),暗示成功者只是因為系統對他有利,失敗者只是被系統打壓。

他坦言自己「出生就站在三壘」(born on third base,美國俗語,指起點已接近本壘、卻以為是自己擊出三壘安打的人),條件得天獨厚,沒資格大談此事。他是家族的第三代價值投資人:Davis Advisors 由父親 Shelby M.C. Davis 於 1969 年創立;祖父 Shelby Cullom Davis 二戰後才從零開始,專注投資保險股,靠數十年複利把約五萬美元滾成近九億美元,這是華爾街口耳相傳、用來說明長期複利威力的數字。但他也指出,他的研究團隊裡約 80% 是第一代移民或移民子女。「我真的相信,流動性依然大量存在,而它始於自我提升。」

他也批判把行為「病理化」、視為不可改變的 condition(固有狀態)的傾向,引的是他敬愛的主教 Jack Spong(John Shelby Spong,美國聖公會主教,以自由派、挑戰傳統教義著稱)的話:

“The opposite of faith is certainty. You have certainty, you don’t need faith… courage is not the absence of fear, it’s the very real presence of fear and then being able to master that fear.”

信仰的反面是確定。一旦你確定了,就不需要信仰了……勇氣不是沒有恐懼,而是恐懼真實存在、而你能駕馭它。

保留懷疑與恐懼,正是信仰與勇氣的構成要素。

問題是貧窮,不是不平等

Davis 接著把矛頭轉向「不平等」與「貧窮」的混淆,這挑戰了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的核心假設。

他用 NBA 當例子。今天聯盟裡 LeBron James 與最低薪球員的薪資倍數,遠大於二十年前;NBA 內部的不平等劇增,卻沒人覺得是問題。原因有二:第一,連最低薪球員都過得不錯,沒有「巨富旁的赤貧」;第二,LeBron 的天賦有滿滿的統計數據背書,無可爭辯地是公平贏來的。

Davis 由此說,Jeff Bezos 就是資本主義的勒布朗·詹姆斯,真正的問題是貧窮,不是不平等。

在 Davis 看來,Bezos 靠巨大的天賦、投入與能力贏得一切。他敬畏無數 CEO 的成就,還提到當天才剛和可口可樂執行長 James Quincy談過。「真正該怪的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我們竟在巨富中容許赤貧與恐懼存在。把焦點放在不平等而非貧窮,最後只會妖魔化天賦。」

他由此質疑 ESG 投資框架:它隱含「資本主義靠剝削某群體成功」、致富必以他人為代價的前提。而凱因斯、亞當·斯密早就說過,擅長捕魚的人和擅長造鉤的人都能因彼此交換而變得更好,不是誰佔了誰便宜。

波克夏:讓價值觀成為制度

投資是世俗智慧的子集

談話最後收在波克夏。Davis 在這裡所說的價值投資,不是一套特定的操作技法,而是一種信念:時間拉長後,真正創造價值的事物終會獲得認可,儘管過程可能漫長而孤獨。他拿蒙格的一句話當鑰匙:「投資是世俗智慧的一個子集。」所以在投資上行得通的東西,可以放大成一套世界觀。

一個幾乎不付酬勞的董事會

Davis 在 2021 年被巴菲特親自延攬進波克夏董事會。成員還有巴菲特、蒙格、指定接班人 Greg Abel(主掌非保險業務的副董事長)、Ajit Jain(掌管保險業務)、巴菲特的子女、長年法律顧問 Ron Olson(律師事務所 Munger Tolles 合夥人),以及美國運通前 CEO Ken Chenault 等。入會條件很苛刻:幾乎不付酬勞,每次開會約七百美元,董事自己都懷疑這數字會不會還太高;不發股票選擇權;董事須自掏腰包持有大量股票,Davis 個人持有約兩千萬美元;公司也不替董事買董監責任險。

為什麼還要做?Davis 說:「正因為一毛不付,這本身就是強化文化的符號——你做這件事,是因為你在乎這個地方,這是不可思議的動機對齊。」

他把波克夏也比作「資本主義的勒布朗·詹姆斯」:一個沒抄捷徑、在每個產業每家子公司都追求「賺到你應得的」、在規模與時間維度上都登峰造極的範本。董事的責任永遠不是插手業務,而是守護這套文化,包括它的獨立,以及它對各種制度性偏誤與捷徑的抗拒。Davis 反覆強調,波克夏值得珍惜與保護,因為它證明了「股東致富不必以員工、社區、環境、顧客為代價」,這不是零和遊戲。

標準石油:需要的是守護者

他用標準石油做歷史類比。你說不出它第三任 CEO 是誰,但它穩坐美國最有價值公司近十一個世代。創辦人洛克斐勒留下的兩樣東西,讓人無論在 1900、1950、1990 還是 2023 年持有都受惠:

  1. 一批壽命極長、能長期產生現金的資產。
  2. 一套「我們自己做決定,基於工程與經濟的嚴謹,而非政治、觀感、潮流」的文化。

波克夏董事與管理層的工作,就是當好這兩樣東西的守護者。「你不需要第二個洛克斐勒,你需要的是保護資產與文化的人。」不過 Davis 自己也承認,維護這套文化在巴菲特、蒙格在世時很容易,而商業慣性的鐵律顯示,這種紀錄極少延續。

巴菲特對韌性的執念

坐在董事會裡,最震撼 Davis 的是巴菲特對「韌性」(resilience)的執念。巴菲特思考的風險廣到資本市場關閉、核武攻擊、生物恐怖攻擊,他把企業結構搭建成「能撐過幾乎任何想得到的情境」,遠超出一般 CEO 或投資人的思考範圍。

Green 補上巴菲特在波克夏年度股東大會上的話作為佐證:

“We’ll never make a decision that kills us… we keep ourselves in better shape than anybody else.”

我們永遠不會做出會害死自己的決定……我們把自己保持得比任何人都健康。

Green 引的同一組話裡還有一句:「我們為這房間裡的人工作,不為在乎季度估計的人。」這是 Davis 在董事會親見的韌性執念的股東大會版本,也是任何投資人都能照搬的生存第一原則。

恥辱牆:只記過程的錯,不記運氣的結果

Davis 的辦公室裡有一面「恥辱牆」(Wall of Shame)。最大的投資失誤被裱框成股票憑證,下方寫的不是「發生了什麼」,而是「可移植的教訓」。團隊集體做事後檢討,由他與夥伴 Danton Goei(Davis Advisors 的投資組合經理)帶頭。他這麼做,是因為曾在別處目睹「成功有一千個爹、失敗是孤兒」的文化:那位永遠怪別人的分析師注定當不好基金經理人,也帶出一個人人怕認錯的有毒文化。

最痛的一筆是 AIG。AIG 曾是世界最大的金融與保險公司之一,2008 年金融海嘯中瀕臨倒閉,靠美國政府鉅額紓困才存活。Davis 提到 9/11 恐攻後不久的時點,並說自己至今看著紐約下城天際線仍見得到那道輪廓。他一向奉為鐵律的常識是「保險公司會破產,但不會缺流動性——他們先收錢」,這條常識在 AIG 身上全數失效:它有一兆美元流動資產、千億股本,仍灰飛煙滅。牆上寫的核心教訓很技術,但最重要的一條是:當靈魂人物 Hank Greenberg(執掌 AIG 近四十年的 CEO,2005 年因會計爭議被迫離開)離開,沒人能像他那樣理解這頭複雜巨獸,風險已經暴增;而他缺席後闖下大禍的金融商品部門卻還在猛長,那本該是巨大的警訊。

報酬最高的一課是朗訊(Lucent)。朗訊是 1996 年從 AT&T 分拆出來的電信設備龍頭,承繼了貝爾實驗室,曾是《財星》最受敬仰公司第一名,有頂級的董事會。它錯過一個產品週期後股價暴跌,Davis 以為機會來了。他舉了一個對照的成功例子:好市多某季財報不如預期,股價當天從 42 美元跳空跌到 26 美元,他們單日買進一千七百萬股,「因為我們準備好了」,事後證明是絕佳買點。

但朗訊的現金流量表有個怪到極點的異常:帳上一堆獲利,營運現金流卻是負的。對製造業而言,淨利加回鉅額折舊後竟低於零,極度反常。禍根是廠商融資:朗訊借錢給客戶來買自家設備,帳面有利潤,現金卻不斷流出。他們去見財務長,對方表演了一齣「歌舞伎」式的回答,也就是程式化、虛有其表的表演,毫無道理卻正中他們的行為偏誤。他們因為太想擁有這檔股票,硬是推翻了自己的紅旗警訊,慘賠收場。但這一課讓他們後來躲過了安隆、GE 等「極受敬仰卻算不出帳」的公司。

哪些錯不上牆,則由下注規模決定。巴菲特告訴 Davis:別怕虧損。「我願意跟你擲硬幣賭十億,只要你給我二比一的賠率;但我不會賭一百億。」意思是賠率有利時敢下重注,但絕不下到輸了會傾家蕩產的規模;重點是把賭注的規模(sizing)拿捏對,這也是凱利公式處理的問題。若那枚硬幣沒翻到他要的面,那不會上恥辱牆,除非硬幣被動了手腳。恥辱牆只記過程的錯,不記運氣的結果。

對談中還引了小摩根(J.P. Morgan,金融鉅子 J.P. 摩根之子)1933 年在國會聽證會上的證詞,講的是同一種區分:他們犯過許多錯,但都是判斷上的錯,而非原則上的錯。

這句話與「first class business in a first class way」(用一流的方式經營一流的事業)一起,界定了波克夏式誠信資本主義的底線。

小團隊、年齡梯度與在場工作

留住本可去任何地方的人

Davis 把 Max Perutz 的一段話貼在辦公室門邊。Perutz 因解開血紅蛋白結構獲諾貝爾獎,長年領導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誕生最多諾貝爾獎得主的物理實驗室)的分子生物學部門。被問到如何組織研究才能保持高度創造力時,他答:「沒有政治、沒有委員會、沒有報告、沒有審查、沒有面試,只有一小群有天賦、高度自我驅動的人,由少數有眼光的人挑選出來。」

Davis 由此整理出留住「本可去任何地方」的人才需要什麼環境:

  • 公平給薪是底線;但在合理區間內,真正的高手最在乎的是「能否在這環境裡把手藝做到極致」。
  • 別讓他們浪費時間開無用的會。他引波士頓紅襪隊以毒舌著稱、綽號「太空人」的投手 Bill Lee 的妙語:團隊會議就是「坐著、嚼菸草、對笨事點頭」。
  • 別讓他們陷在把客戶導向「三個 W」,也就是 What went wrong(出了什麼錯)的拉鋸裡。這是資產管理公司 Capital Group 的前輩 Bob Kirby(「咖啡罐投資組合」概念的提出者)的觀察:你會花 95% 的時間談那個跌了 5% 的部位,到第三年乾脆在開會前就把它賣掉以免被問,結果全是爛決策。
  • 讓他們敬佩共事的人。Davis 引 Capital Cities(大都會傳播公司,後來併購 ABC 電視網的媒體集團)執行長 Tom Murphy 的做法:他成為低成本供應商的方法,是「付給好兩倍的人多 50% 的薪水」。

Davis 的研究團隊只有十人,年齡橫跨二十到六十多歲,平均共事約十七年,既有資歷,又不老化僵化。

Danton 與報業

他用 Danton 的故事說明「年齡梯度」的價值。九〇年代,他把報業(Gannett、Tribune、Dow Jones 等美國報業集團)交給剛加入、有銀行背景的 Danton,當時他覺得那是「老、可預測、區域壟斷」的生意。一年半後 Danton 回來說:「你聽過網路這東西嗎?我不認為你懂它多強大——不是當新聞來源,而是當『去哪買房、怎麼找工作』的地方。」分類廣告(徵才、房地產、二手車)幾乎貢獻了報業的全部利潤,一旦網路讓人能直接搜尋,而不是翻報紙畫圈,整個商業模式就完了。Davis 說:「沒有 Danton 加入,我不知道會落到哪步田地。」

遠距工作的爭論

談到團隊如何成長,Davis 痛斥遠距工作是「癌症」。若你把工作當成「為了之後有工作以外的人生」而做的事,心態就完全錯了。他面試實習生時,每個人都想遠距、要 work-life balance;但問他們疫情期間遠距上課如何,「人人都說討厭——沒學到東西、建不了好關係、而且大家都作弊。」在他看來,工作該是「你去變卓越、學習、建立深厚關係、敬佩共事者、創造價值的地方」。

Green 直接反對:「我倒蠻喜歡在家工作的。」他已經這樣做很多年,還讓太太也能在家工作。

Davis 退了一步,並把主張限定範圍:那是因為「你的工作幾乎純屬腦力勞動」,而且 Green 是「自學型」的人。他還補了一句:「如果我們不曾在火島一起喝過酒、不曾在你辦公室聊文化與恥辱牆、啜著咖啡,今天這場對話對我會是完全不同的體驗。這是我們關係的延伸。」火島(Fire Island)在紐約外海,Davis 在那裡的沼澤上有間「踩高蹺的小木屋」,也就是建在木樁上、架高於濕地的度假屋。他的結論是,遠距對自學者可行,對要在團隊與環境中成長的人則是另一回事。